本所93年度研究成果，所方出版者係兩期《台灣人類學刊》、一期《民族所資料彙編》，一本《物與物質文化》專書及兩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排灣族》。研究人員個別出版者為18本專書，79篇研究論文，其他著作7種等，在此特別選擇其中兩項做說明：

（一）基本文化分類概念

代表著作：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93年5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

        黃應貴先生從1989年開始從事該主題的探討，至今已有15年。主要是從較基本的各文化分類概念著手，以更深一層探討各文化認識世界的個別方式，除凸顯各文化的特色外，並呈現各文化如何建構新的社會分類與概念。如此不僅可避免過去社會人文科學理論所具有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假定與偏見，更能批判性地反省及思考與發展各文化未來可能發展的新方向。這個研究計畫執行至今，已正式由本所出版了《人觀、意義與社會》、《空間、力與社會》、《時間、歷史與記憶》、《物與物質文化》等四本主題論文集。這些具體成果不僅讓台灣人類學界對於文化的探討，由過去僅注重社會組織與社會結構的層面進展到文化的層面，使我們對於研究對象的瞭解能夠更深一層，也使台灣人類學的研究成果能與國際學界研究成果對話，乃至進一步提出不同的理論觀點而有其獨特的貢獻。這項研究計畫在93年度的主要成果便是出版了第四本主題論文集《物與物質文化》（黃應貴主編，93年5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其研究對象包括中國古代、卑南族、排灣族、賽夏人、侗族、景頗族、台灣漢人、布農人等不同族群外，更包含了四種不同的主要探討路徑：研究重點有放在物自身，也有放在交換上，另有放在物的象徵化及物與其他分類的關係，更有以社會生活方式與心性為重點等。但相對於國際學界相關領域的研究，本書最突出的貢獻在於有關不同的探討路徑所再現的不同物性，以及如何透過象徵性溝通系統性質的探討來連結物性與歷史及社會經濟條件等，以反映該社會的深層靈魂或心靈的發展。由此，進而質疑由亞里斯多德以來被康德所系統化的將基本分類範疇視為固定的看法，以凸顯人的創造性以及文化傳統再創造之可能性基礎。而這正是物與物質文化研究對於人類學理論最可能有的獨特貢獻，也是台灣人類學界對國際學界最有可能提出突破性貢獻的所在。

圖1  《物質與文化》一書封面

（二）文化的敘事（narration）與展演（performance）

代表著作：劉斐玟，2004 “From Being to Becoming: Nushu and Sentiments in a Chinese Rural Commun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31（3）：422-439

        1980年代始在中國大陸湖南省江永地區被外界發現的「女書」，是由當地鄉村婦女書寫的一種特殊文字與文本，數百年來一直僅流傳於婦女之間不為男性或外人知曉。作者藉由女書的文本、脈絡與展演各方面來分析，情感不只是人類經驗現象之一，也是個人生命如何界定、連結、反射、重整的重要媒介。情感不只是「女書」婦女們世界觀的載體，也不只是她們在儒家父權社會之下孤獨無依地存在著的外顯，更積極的是藉著「女書」內情感的敘述，激發並給予了她們強大的力量以轉變孤獨與無力。「女書」的研究不但讓世人理解早期中國鄉村婦女的表述方式，而且更能洞悉人類的生命存在與深層情緒之間的關係。

     圖2  女書文字示範（河淵村五言三朝書頁）    

        《From Being to Becoming》一文以「訴可憐」為主軸。受制於「文以載道」的包袱，中國文學傳往往略而不論「情」所蘊藉的空間；西方學術界在1980年代以前，也有輕忽情感而重理智的傾向。女書的「訴可憐」一則在理論上幫助吾人開展情感人類學的分析視野；二則促使吾人正視情感在人類心智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文化研究領域上的價值。文中作者進一步提出「情」乃一「能量」的觀點。此一能量觀把理論視角由當前人類學界將情感視同觀點的基礎出發，進而提升到情如何「轉境」的面向上；情感在此架構下，不僅是「意」（conceptions）而且是表意的「媒介」(forms of expression)。就女書民族誌的材料而言，就是把情當成切入點，藉由當地人的情觀、情的展演方式，以及現象學的脈絡，來瞭解當事人的處境（being）以及她們對現實生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當事人如何透過「訴可憐」的表意文化，建構不同向度的「我」（intersubjectively nurtured and multi-horizontal self），並在不同的「我」中穿梭或尋找安定身心的避風港，以便超越現實困境（bec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