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的某一天,我在一家小吃店裡晚餐。從我進去點餐、備餐、用餐到結帳離開大約40分鐘的時間裡,坐在我旁邊餐桌的老闆和朋友們應和著掛在牆上電視所播出的新聞內容,不斷地熱烈而大聲地評論著,從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全臺供電跳電、法拉第跑車自撞安全島護欄、一直到名人閃電宣告結婚等等,我仿佛置身一個自由開講論壇或是新聞talk show的攝影棚裡,聽著即時而生猛的民眾評論。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日常生活場景,一個電視機掛在高處播放有線電視24小時不間斷的新聞。這個幾乎時時、處處地在發生,在臺灣的廟埕廣場前、醫院大廳、餐廳、還有香港的地鐵車廂裡(如附圖),以至於普遍到人們可以完全忽視它的存在。

我知道當代大部分的人取得新聞的主要來源不再仰賴電視,特別是年輕人取得資訊來自各種網路新聞媒體、社交媒體,但這個趨勢不影響這種現象的存在。一般對於這種現象可以有好幾種角度去分析:新的科技設備的出現讓任何事件都有可能變成「新聞」,只要有影像就可以,不管其來自素人的手機拍攝、街口監視器、行車記錄器,於是新聞議題娛樂化、瑣碎化,將收看新聞變成一個「窺探」的事件,遊走在「公共知的權利」和「個人隱私權」的模糊界線。也有研究著重在政治經濟學的面向,也就是說,臺灣媒體自由化之後,新聞媒體變成代理的黨派與商業利益讓輿論的塑造變成是重大的可欲商品,我們不是常常聽到,而且自己可能也認為某某電視台是屬於某某老闆,因此和某某黨關係密切?加上24小時的電視報導需要大量新聞,新聞報導只能扁平化、片面化,不再能充分扮演公共溝通提供資訊的角色。以上的可能反應恰當地指出當前新聞內容的特殊性,著重在新聞的提供者以及內容的分析上。但是,另一方面芸芸眾生反而成為沒有面貌的「大眾」,似乎總是弱智、被動的訊息接收者;「newsfeed」(新聞來源)這個當前最新傳播資訊給使用者的方式,仍然隱喻了遞送給接受者的這個動作。

然而我認為我們還需要一些其他的觀點才能說明新聞如何被一般民眾理解,比方說那個小吃店的老闆和朋友們為什麼會如此興高采烈地評論、分享他們看到的新聞?他們一點都不像被動的訊息接收者,其實我們也不清楚他們接收到什麼訊息。也就是,我們也許能夠很具體的指出新聞的產出是關連到政治與經濟的網路,我們卻不容易說明坐在電視機的終端的人們是如何接受新聞訊息,這點顯然和「閱聽人」(audience)在媒體研究裏難以定位有關。更重要的是,當電視新聞成為一個內容之前,人們必先接觸到的是電視機這個「物件」,我們知道從裝設電視機開始,到它能夠接收節目之時,充滿了科技、經濟力量進入到家戶日常生活的過程。人類學對物的研究一點都不陌生,例如Alfred Gell(1986)藉着印度Muria的漁民對待電視機的民族誌,有意識的指出,如電視機般的「物」不只是乏味的消費主義下的產品,它可以在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裏,鑲嵌連接到原有的物件,創造性的結合出新的「價值」。

這樣觀點的啟發性在於,物的出現將使得原本的空間產生新的符號意義,於是這個遍布電視機(ambient television)的現代生活場域,可說是將一個已經是稀鬆平常的物件放在公共空間裡,而這種物件的擺設,讓公共空間裏的人們感到某種的熟悉感,當人們於此熟悉空間收看電視新聞的時候,不是接收「好或壞的電視新聞」,其實更是一種作為「國」與「家」的連接方式,如同一篇研究臺灣早期電視機發展歷史的研究所指出(柯裕棻2009)。也就是說,電視機與其所提供的新聞給閱聽人一個熟悉和親密的方式,讓一般大眾可以連接自我和社會,讓每個觀者能夠(重新)建立他和新聞以及新聞所想要再現的社會真實的關連。我們可以看到每一段新聞都非常短,我曾經計算過,在一個小時內可以有多達33則的新聞。一個小時內,人們並不會真正全程、全神貫注在電視上,再加上這些新聞於24小時播放的新聞台裏會不斷重復,觀者隨時可以進入、離開電視新聞播放的場域中。同時這些電視新聞呈現了社會衝突、社會差異、社會奇觀,直言之,臺灣電視新聞不只有提供「重要」的新聞,它包括了我們可以想像的到幾乎所有的場域,呈現了生活周遭所發生(不可思議)的事。這些在嚴謹的新聞觀察員眼中正是臺灣電視新聞庸俗化的證據。這些不值一哂、異乎尋常、或是道聽途說的新聞,既不讓人深思,也不會留存許久,它們其實沒有指涉任何其他的深層論述,它們的參考體正是我們所處的世界。從這個反證也正可以說明柯裕棻的研究問題:「如果電視只是一個政黨操控的政治意識形態傳送機,它如何能夠在一開始即在結構森嚴的冷戰社會上引起廣大的注意,並且為眾人豔羨驚嘆,因而急速的普及化呢?」(2009:8)。無論一則新聞在播放和收看的那一刻,多麼讓人匪夷所思、驚訝、嘲弄,它們最後又帶來熟悉感,其實這些新聞正是發生在這個花花世界的事情。一則新聞帶來自我和世界的驚訝的連接,最後又回到慣性的日常生活裏。電視新聞的瑣碎、世俗性,提供了人們在一個場域裏,可以和其他人共享的方式,因為它正是塑造了一個日常生活。觀看電視新聞成為自我投射的活動,它創造了真實或想像的社會關係,在這裏面自我和他人有了適當的位置。更重要的是,電視新聞提供了立即而且直接的媒介,讓觀眾在觀看的時刻參與了社會,即使是想像的。

當今的人們應該很難想像臺灣早期將電視機安置在家戶的過程,柯裕棻(2009:26)這麼寫著:1960年代的狀況,電視在60年代絕對是項奢侈的消費品,同時購買電視機還需申辦證照!大致上只有少數的都市中產階級能夠買的起,但是「報紙上也引介來自美國的各種外電譯文,特別是與電視相關的社會問題和家庭問題。……「癲癇」也是另一個與電視科技有關的疾病議題……電視機造成的生活困擾另外還有因為電視機較暖而產生的都會家庭現象:「蟑螂住在電視機裏」……這些均是與電視的「家庭」角色相關的技術與醫學問題」。

我們都可以理解父母深怕黃色與黑色的節目污染了小孩的身心,所謂的社會或心理問題,但是「癲癇」和「蟑螂」問題,顯然就令人匪夷所思了。然而相似的警語不也出現在網路的年代嗎?識者不是警告人們如果常常流連在網路或手機世界裡會變成白痴?從現在的立場來看,家戶內再平常不過的電視機以及和它相關的起居空間,人們在其中日復一日的過着簡單的世俗生活,其實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們做出許多減低新奇的商品所可能帶來的陌生和不安的設計和適應。如此說來,這個過程可以讓我們對當前人們要去適應最新的網路或手機世界有何啟示呢?綜合言之,一直以來,我們的生活周遭,早已經充滿了各種科技物、機械取代、補充、增加人們大部分或部分身體的功能與表現:人們有著鑲著陶瓷的假牙、臉上掛著的近視眼鏡、影視男女紅星身上某部分可能充滿著的生物化學品、人們開車以機械的力量輔助、取代雙腳等等,這些一開始讓人們不解不適之物,經過或長或短的時間被納入人們和世界互動的一部分。沒有生命的物件經由某種的媒介變得具有生命了,人們藉由沒有生命的物件也延展、擴大了生命,就像電視機與電視新聞可以讓某個場域「活」起來,也可以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活」起來。人們不斷藉由物(重新)組構他們的社會關係,不斷地以各種方式將新來的神奇物品逐漸轉化成為世俗的日常生活用品,並且透過這些物品來理解周遭的世界。多年前的電視機是如此,當今的網路或手機世界也可以從中獲得啟發。


參考文獻
柯裕棻(2009),〈電視與現代生活:電視普及化過程中的「國」與「家」,1962-1964〉,《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3,頁1-38。
Gell, Alfred (1986), “Newcomers to the World of Goods: Consumption among the Muria Gonds,”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