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週知，臺灣與西藏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乃當今中共政權最敏感且棘手的政治問題。對臺灣社會來說，西藏雖看似遙遠而陌生，然而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地緣政治脈絡下，二者間實際上卻又息息相關。更具體的來說，中共政權在建構「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等宣傳話語的同時，不禁激起一連串的思辨：「西藏」與「中國」是什麼關係？「自古以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西藏」究竟為何如此重要？通過歷史學的研究與思考，以下將從十八世紀清朝對西藏、喜馬拉雅以及印度的情報蒐集談起，藉此對上述問題提出一些思想參照。

關於「西藏」的稱呼，主要始於十七世紀下半葉的清朝，在此前後又有「西番」、「烏斯藏」、「圖白忒」、「唐古忒」等源於漢文、藏文以及蒙古文等各種語言的不同異稱。清朝在西元1644年入關以前，雖已與蒙藏佛教僧人有所往來，但對於西藏的地理認識仍相對模糊，大致知其在青海以西。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在入主中原之初，仍未將西藏視為所謂中國的一部分，這個現象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末，如根據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中一份順治七年（1650）的文件，清廷當時仍以「外國烏思藏」來稱呼西藏（孔令偉，2015）。

十七世紀後期，清朝雖然試圖進一步介入西藏事務，卻始終無法精確掌握其相關資訊。與此同時，西藏政府表面向清廷示好，卻又暗中與反清勢力交往，這也造成清朝一系列的外交失誤以及政治危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1670年代三藩之亂期間，五世達賴喇嘛隱瞞康熙帝，與盤踞雲南、四川等地的吳三桂勢力秘密合作，進行茶馬走私貿易，此舉直接威脅到了清朝的統治權威。不僅如此，當清廷解決三藩的心腹之患後，以五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政府及其繼承人，仍不斷積極支持與清朝抗衡的準噶爾蒙古。1682年，五世達賴喇嘛於拉薩布達拉宮秘密圓寂，西藏攝政王桑傑嘉措匿不發喪，對清朝隱瞞此事逾十三年之久，期間多次以達賴喇嘛名號號令準噶爾蒙古首領，嚴重侵奪了清朝在內陸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

1696年，康熙帝意外獲得五世達賴喇嘛早已圓寂的情報，在氣急敗壞之餘，決心著手整治清朝對西藏的情報系統，並且擘畫派遣間諜滲透西藏，此後清廷逐步探索西藏相關的地理資訊。1709年，康熙帝命令進入西藏的滿人將領繪製西藏地圖，並將這幅以中國傳統水墨畫法繪製而成的西藏地圖，交給在北京的歐洲傳教士，從而希望能進一步掌握西藏的地理資訊，並將西藏地圖納入中國地圖的範圍。然而傳教士答覆這種水墨畫式的傳統地圖，不具有精確的經緯度座標，因此無法利用歐洲測繪科技進一步轉繪成西藏地圖。在這個背景下，康熙帝認識到為精確繪製西藏地圖，有必要訓練掌握歐洲數學知識以及測繪科技的人才；另一方面，康熙帝因各種政治以及宗教考量，亦不信任讓傳教士進入西藏進行調查，故最終決定選拔通曉天文曆算的蒙藏喇嘛，在清宮中進修歐洲的幾何學與算術等知識，用以儲備測繪西藏地圖之人才。

1716年，康熙帝任命一位曾在清宮學習歐洲數學、地圖學的喇嘛為欽差，率領調查團隊前往西藏繪製具有經緯座標之地圖，並探索恆河源頭以及岡底斯山的具體位置。這位名叫楚兒沁藏布的僧人，也成為人類文明史上首位實地測量西藏高原以及喜馬拉雅週邊地區經緯度的調查者。楚兒沁藏布所主導的測繪任務，為清廷提供了西藏大量的地理資訊，使得清廷在委任傳教士於1719年修訂《皇輿全覽圖》時，得以將過去一片空白的西藏地區增補納入清朝官方地圖中，而這也是西藏被正式納入所謂中國版圖的開端。

另一方面，傳教士因參與繪製《皇輿全覽圖》等清朝官方地圖，得以取得楚兒沁藏布團隊所測繪的西藏地圖原稿以及經緯度數據，隨即輾轉將這些當時在中國被視為機密的新興地理資訊傳回歐洲，最終促成法國地圖學者唐維爾（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在1730年代繪製了一系列關於西藏以及喜馬拉雅地區的地圖，引起歐洲學界的關注。對照1719年清廷《皇輿全覽圖》與1733年唐維爾《西藏全圖》（Carte générale de Thibet），可知後者係以前者為基礎進行修改。此後歐洲學者，開始紛紛關注西藏地圖以及經緯座標的相關問題，到了十九世紀，由於英國對於印度殖民地的經營，楚兒沁藏布團隊所繪製的西藏地圖更是在英文世界引起熱烈討論，從而被當時的《大英百科全書》視為精確西藏地圖的起源。諷刺的是，世界上第一幅以經緯座標繪製的西藏地圖雖然是由清朝所完成，卻因為嚴格的政治審查而在中國鮮為人知，反而傳入歐洲後引發熱烈討論，這也造成十八世紀以降中國以及歐洲知識界對於西藏以及喜馬拉雅相關資訊的掌握，產生顯著落差（孔令偉，2021）。

通過繪製地圖蒐集西藏情報的同時，清朝也進一步將視野投射到西藏周邊毗鄰的喜馬拉雅地區，而在這個過程中清朝也逐步認識到歐亞大陸上其他強大政權，尤其是位於南亞次大陸的印度莫臥兒帝國。當清朝測繪團隊進入西藏高原不久後，1717年作為清朝勁敵的準噶爾蒙古突然從新疆南部派軍奇襲西藏，並佔領拉薩，因此楚兒沁藏布不得不儘快結束測繪任務從西藏撤回四川。此後清廷暗中與康濟鼐等西藏貴族的武裝勢力聯繫，終於在1720年合作將準噶爾軍隊逐出西藏，清朝軍事勢力也從而得以進駐西藏。值得注意的是，在與西藏貴族聯手對抗準噶爾人的過程中，清廷初次認識到位於克什米爾的拉達克王國（今中國西藏西部、新疆西南與印度、巴基斯坦北部交界）。由於1720年清軍進入西藏時，拉達克王國曾提供情報蒐集等協助，因此清朝開始積極尋求與之建立雙邊關係。雍正帝登基不久後，1723至1724年間拉達克國王尼瑪納木扎爾派遣兩位使者途經拉薩前往北京，成為清朝與拉達克的首次正式往來。此後拉達克定期向清朝提供關於喜馬拉雅以及中亞等地的情報，而清廷方面則餽贈絲綢等貨物作為回報。

在清代漢文官方史書中，雖因為「天朝大國」的意識形態宣傳，傾向將拉達克描述成向清朝輸誠的偏遠小邦；然而根據滿文、蒙古文以及藏文書寫的原始檔案，可知清廷非常重視拉達克的戰略地位，並且通過與其語言、文化接近的西藏積極收買籠絡拉達克。不僅如此，清朝在處理拉達克問題時非常謹慎，並認識到拉達克在面對其周圍強鄰時善用靈活的多面外交政策。在1724年拉達克使團抵達北京後，雍正帝曾多次向年羹堯、岳鍾琪等將領商討是否將拉達克直接納入清朝勢力範圍，然而由於拉達克毗鄰一個名叫「哈齊」的強大政權，清朝不得不放棄這個打算。根據拉達克人提供的情報，這個名叫「哈齊」的國家，是由穆斯林在印度所建立的強大政權。而作為「哈齊」的附庸，拉達克人每年得以領取大筆金援，因此對其十分敬畏。實際上所謂「哈齊」，正是拉達克人口中的「穆斯林」（藏文kha che）；進一步結合藏文、蒙古文以及滿文史料中的相關記載，可以確知「哈齊」所指正是印度莫臥兒帝國。

通過拉達克寄來的情報，清朝在十八世紀曾廣泛蒐集關於印度莫臥兒帝國的各種情報。例如根據1740年滿文檔案中的拉達克情報，清廷得知莫臥兒帝國正與一個名叫「額林」（Erin）的政權交戰；通過梳理多語種史料，可知「額林」即波斯文「伊朗」（Irān）的音訛。至於這份清朝檔案所提及的伊朗與印度的戰爭，正是1739年震動南亞的卡爾納爾之戰（Battle of Karnal），在這場戰役中伊朗阿夫沙爾王朝的納迪爾沙率軍入侵德里，擊敗莫臥兒帝國皇帝穆罕默德沙的部隊，並且奪取了作為莫臥兒帝國傳國之寶的孔雀寶座。而這場南亞與中東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也通過拉達克情報進入清朝的視野中（孔令偉，2018）。

綜合以上所述，十八世紀對西藏以及拉達克的測繪以及情蒐，促成清朝對喜馬拉雅與印度的認知緣起。從這個角度來說，西藏可說是中國經略喜馬拉雅以及南亞的重要戰略據點。歷史未必循環，但可能押韻。2020年5月，中印於拉達克爆發邊境衝突，同月中共調查隊攀登珠穆朗瑪峰重新測高，藉此宣示主權。這些因中國崛起所衍生的當代議題，背後充滿著複雜的歷史脈絡，已為學者所發掘。至於對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未來發展，是否具有參考意義？則有待識者詳查。

參考文獻
1.孔令偉，〈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 (2021.9)：603-648。
2.孔令偉，〈1724-1768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兒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2018.2：27-48。
3.孔令偉，〈洮岷藏傳佛寺入清之興衰及其背後的蒙古因素——以《內閣大庫檔》與《理藩院滿蒙文題本》為核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 (2015.12)：855-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