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稱性(symmetry)是主導人類文明的重要法則。歐洲中古世紀的藝術家強調建築結構上的對稱平衡;東亞儒家思想強調中庸、不偏不倚的處世哲學;古典物理學、數學、哲學家相信世界上美善的事物有著美好的對稱性(註一)。因著我們對於「對稱」的美好想像,「不對稱」的事物、行為相對之下就顯得突兀;或者這麼說,讓研究者感到好奇。

在認知心理學界,最著名的「不對稱理論」之一,就是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Kahneman的Prospect Theory。該理論以及實驗證據指出,人們對於「得與失」的感受是不對稱的:損失所帶來的負面感受,往往超過獲得所帶來的正面感受。舉例而言,一個人獲得一萬元台幣時的愉悅,是不及損失一萬元台幣時的痛楚。這種「失大於得」的心裡感受,是Prospect Theory中的一個重要元素,說明了人對於正面與負面兩者間的評量和感受,不是對稱的。

類似的例子還很多:(一)、當需要約束或是改變其他人的行為時,例如說要求小孩的課業成績表現好,或是要求市民遵守法令,我們常會「賞罰並濟」,在西方諺語中,就是「蘿蔔與棍子」並用。但若分開來看的話,蘿蔔與棍子有一樣的效果嗎?以合作行為而言,心理學家整理十幾年下來的文獻發現到,比起給蘿蔔的甜頭,用棍子來鞭策其他人合作的效果往往來得更強。這是另一個負面效果大於正面效果的例子(註二)。(二)、「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這句諺語描繪人不斷向上求取更高境界或更高的位階的驅力。然而,人生境遇畢竟有起有伏,不太可能一路高攀,有時也會走在低谷中。那麼,上坡與下坡對一個人的衝擊是否相同?以社經地位而言,近來一些研究指出位階的「上與下」兩者之間的效應是不對稱的。如果說,地位升高能使得一個人變得更友善,而地位下降讓一個人變得更仇世,研究發現,後者的向下沈淪效果會大於前者的向上提升效果(註三)。這又是另一個正反兩面不對稱的例子。

還有其他例子嗎?我野人獻曝分享我自己最近的一個研究,是關於「助人行為」的不對稱性(註四)。

助人行為指的是個人自發性幫助別人,將自己擁有的資源與人分享,而這助人、分享背後的動機是無償的。這種犧牲自己、成全別人利益的行為,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家們都感到興趣。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而言,助人或分享的行為,會受到「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影響。基本上,當知道有其他人同樣可以伸出援手時,一個人幫助別人的意願會降低。或許是出於自利,也或許是因為責任分擔,這種旁觀者對助人行為的負面影響力,可說是社會心理學中的鐵律,而這理論也解釋了為什麼偶爾在社會上會發生有人在公共場合受傷、受害,卻沒有人及時伸出援手的悲劇。這不全然是因為經過的路人沒有同理、憐憫心,而有可能是因為大家都在觀望在場是否有其他人可以伸出援手。

如果說「旁觀者效應」指的是一群潛在援助者面對一個待援者的景況,那麼相反的,當只有一位援助者而有很多位待援者時,又是另一個有趣的議題。雖然還未定論,但很多研究證據顯示,當面對好幾個待援者時,比起面對只有一位待援者,一個人會分享得更多(註五)。講得戲劇化一點,當一個人面對好幾個待援者時,就像是展現「英雄氣概」的時機。那麼相反地,之前提到的旁觀者效應,因為有很多其他助拳者在場,一個人就容易表現得像「小卒」一般。那麼,英雄效應和小卒效應,是對稱的嗎?兩者的效果一樣強嗎?

針對這個提問,我借用行為經濟學界的一個廣用的遊戲情境—Dictator game(獨裁者遊戲)來設計一個實驗,測試人們面對不同人數的援助者與待援者,其捐助行為會如何變化。我給受試者新台幣兩百元,然後請受試者(援助者角色)決定要自己獨拿兩百元,還是要分享部分的錢給其他沒有拿到錢的受試者(待援者角色)。實驗中的報酬是真實的,而且實驗匿名進行,力求讓受試者(援助者)擁有絕對的自由度來做決定。結果如何呢?

首先,如同行為經濟學過去的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試者或多或少都會施捨給其他沒有錢的受試者。同時,符合社會心理學理論的預期,當面對好幾個待援者時,比起面對只有一位待援者時,受試者會給得更多。相反地,當知道有其他援助者在場時,比起自己是唯一的待援者時,受試者會給得比較少。這兩點說明了實驗的結果是符合預期的。但有趣的問題是:在面對眾多援助者時,一個人所減少的慷慨度,比起面對眾多待援者所增加的慷慨度,是否相同?這觸及了本文的核心問題:助人行為的群眾效應是否是對稱的?

我們可以用圖示來更清楚地說明以上的問題。下面三個圖中的橫軸代表(援助者/待援者)的比例,而縱軸則是實驗中受試者(援助者角色)給予待援者的金額。我們在實驗中發現第(I)象限中的關係是負向的,這說明了當援助者的人數超過待援者的人數越來越多時,受試者會給的越來越少。第(II)象限中的關係也是負向的,則說明了當援助者的人數少於待援者的人數越來越多時(往橫軸的左邊移動),則受試者會給的越來越多。那麼,整體的關係是如(a)所展示的呢?還是(b)?亦或(c)?

(a)

(b)

(c)

答案是(c)!我們從實驗中發現,第(I)象限中負向關係的斜率,是第(II)象限中負向關係的斜率的將近兩倍!這說明了當援助者人數超過待援者人數時,受試者贈與下滑的幅度,比起當援助者人數少於待援者人數時,受試者贈與上升的幅度,足足多出了一倍。也就是說,「小卒效應」是「英雄效應」的兩倍強。

或許您會問:除了有關人性的理論上的貢獻之外,這個實驗對實務工作有任何啟發嗎?答案是有的。在電子交易與社群媒體發達的現代,有很多的慈善捐贈或小額貸款都是透過線上媒體來媒合。舉例來說,Kiva平台就是一個例子。在平台上,待援者張貼自己的背景資訊和財務需求,然後有意願的援助者可以瀏覽這些待援者的檔案,決定要給予多少經濟援助。平台上往往有上百、上千位註冊的待援者,也同時有上百、上千位活躍的援助者,所以不可能每一位當事人都能徹底閱覽其他人的資料。為了幫忙捐助者做決定,平台通常會提供一些簡單的資訊給捐助者參考。比如說,有多少人已經瀏覽過某位待援者的檔案?有多少人曾經金援過某位待援者?這些資訊往往會影響捐助者的意願和金額。從以上的研究我們得知,一個人捐助的意願會隨著捐助者與受助者人數之間的比例而改變,而且改變的幅度還會隨著這比例產生變化。如果是這樣,或許可以透過平台演算法的調整,主事者可以調配出一個最適的瀏覽分配方案,好讓每一位捐助者都能激發出他們最大的「英雄」助人氣概。


(註一)例如:Weyl, H. (2015). Symmetry (Vol. 10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註二)Balliet, D., Mulder, L. B., & Van Lange, P. A. (2011). Reward, punishment, and cooperation: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4), 594-615.
(註三)Charness, G., & Villeval, M. C. (2017). Behavioural economics: Preserving rank as a social norm. Nature Human Behaviour, 1(8), 0137.
(註四)Chiang, Y. S., & Hsu, Y. F. (2019). The asymmetry of altruistic giving when givers outnumber recipients and vice versa: A dictator game experiment and a behavioral economics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73, 152-160.
(註五)Andreoni, J. (2007). Giving gifts to groups: How altruism depends on the number of recipien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1(9), 1731-1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