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學研究所(陳昶宏攝)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共有兩棟建築物,博物館棟由漢寶德於1986年設計建造;後棟則由黃永沃與黃永洪建築師於1998年增建設計接力完成。緊鄰歷史語言研究所旁之七層樓高、為提高使用機能的增建建築體,恰如其分的守護著漢寶德的作品。

在談論民族所建築之前,不得不提漢寶德這位肩負臺灣建築文化使命的建築師。1949年,15歲的漢寶德跟隨父親輾轉落腳澎湖,於1952年考取臺灣省立工學校(今成功大學)建築系。1964年赴美留學,3年後返台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為臺灣建築教育寫下一頁歷史的同時,與潘有光共同創立的漢光建築師事務所,也陸續留下如洛韶山莊等精彩作品。

民族所閩南傳統建築的亭台樓榭、馬背山牆,在院區中獨樹一格(陳昶宏攝)

漢寶德著作等身,投身臺灣建築研究;但其中最值得留意是《百葉窗》、《建築》、《建築與計畫》及《境與象》等刊物的創辦,為臺灣建築界引流世界的建築訊息,構築「建築」的知識體系。如果臺灣近代建築的知識體系是由1929年井手薰創立的《台灣建築會誌》開始構築,戰後將其續命的就是漢寶德。

環視民族所建築,閩南傳統建築的亭台樓榭、馬背山牆,在中研院院區中獨樹一格。而令造訪者印象深刻的,應該是民族所建築的大廳空間。緊鄰著入口的大廳空間,有著怡人的尺度感;在四周兩層樓使用空間的包覆中,十分容易聯想起「埕」:這個深植於臺灣人生活經驗的公共空間。它的周緣,拼貼著門神、磚牆、漏窗與在二樓一角似有若無的美人靠,這些建築語彙更加深了空間情感的連結。

大廳周緣拼貼著門神、磚牆、漏窗與在二樓一角似有若無的美人靠(郭聖傑攝)

略帶傳統趣味的八角型開窗,遠景可瞥見馬背山牆(郭聖傑攝)

抬頭一望,光的來源是透過中央、略帶傳統趣味的八角型開窗緩緩滲入。而支撐起八角窗框的卻是幾何線條的格子樑,瀰漫在空間的光,也是由蘊含幾何理性的三角形玻璃面所構成的天窗過濾而來。但在天窗外的遠景,卻又瞥見馬背山牆。藉此巧思,似能明白建築師在人體尺度的空間中,創造出容易閱讀的臺灣空間傳統性,但又在不遠處透過幾何圖形提示著屬於建築空間的現代性。

正如同漢寶德所解釋的:「我個人努力的方向,是自閩南傳統語彙中尋求現代的途徑,被視為是受後現代的影響。其實在思路上與後現代是不同調的。美國人找出他們記憶中的傳統語彙,強加於現代建築之上,是希望恢復記憶的連續。結合傳統與現代則是落後地區肯定自我的行為。」(註一)在大廳空間中兩種建築語彙的反覆疊加或說是價值觀的拉扯,理解了建築師透過空間的自我找尋。

在臺灣戰後建築發展脈絡中,除了中研院民族所,同一個時期所完成的東王漢宮與大安國宅則提示著另一種可能;建築師李祖原同樣利用閩南建築的語彙,但將其系統性地收納在需要高度整合的集合住宅框架中,在臺北的天際線中勾勒出他對於傳統的回應。相對於李祖原的早熟,民族所建築呈現在平面構成上的肆意、建築語法的破碎,甚或是結構型態的嫁接與偽裝,無可否認似乎都背離了我們對於現代建築該具有構成理性、結構真實性的期待。

然而,這倚仗著浪漫性格的空間實踐,卻明晰地刻劃下漢寶德身處臺灣社會開始轉型的八十年代,掙扎著、戰鬥著找尋屬於臺灣建築道路的痕跡;當然,同時也意味著中研院建築群在臺灣戰後建築的發展脈絡中並未缺席。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建築呈現的是一種探索、一種尋找文化本質上,創造可能性的動態過程,這是此作品所擁有的時代意義,正也如同民族學研究的性格一般。


註一:漢寶德(2012)。建築・生活容器:漢寶德談台灣當代建築。臺北市:暖暖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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