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爭端愈來愈嚴重，全球無不受到衝擊。加上2019年末從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冠肺炎（COVID-19）變成全球疫病大流行，大幅下滑的全球貿易更是雪上加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的全球經貿情勢如此嚴峻，有其必然之根源。要言之，1980年代以來長期的「全球貿易失衡」，由傾向東亞的出口順差而變成以中國為主的順差；中國的全球製造基地角色，間接讓發展在其之前的國家失去大量低階的工作機會，而形成嚴重的失業問題。亦即貿易的失衡，除了擴大跨國間國民所得落差，也讓先進國的國內所得平均度嚴重惡化。要求貿易再平衡的民意乃左右民主國家選情，於是有川普的勝出。 更何況，貿易失衡背後，更涉及中國崛起過程的跨國技術取得與競爭，與其企圖擺脫在重要資通產業之對先進國家的技術依賴之「奪竊」作為。換言之，若貿易失衡與對中國傾斜是中美貿易戰的遠因，則「技術競爭與冷戰」是其近因。因而貿易戰也勢必不可能停歇。

全球貿易失衡：中國貿易地位的竄升

中國就在全球化的氛圍中，在軍事與經濟上逐年壯大。經濟上中國成為全球主要加工基地。以豐沛又低廉的勞動力，在勞力密集的產品或下游加工製程上展現跨國分工的優勢，中上游產品零件的輸入加工再出口，隨著開放腳步愈來愈活絡。終於在2009年其總貿易超越德國，居全球第二位，以2兆2,072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2兆6,586億美元，到了2013年進一步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見圖1。

圖1 總貿易量全球前五大

美中貿易的失衡與傾斜

美中之間的貿易不對稱關係，單從美國貿易逆差的來源分佈可進一步看得更清楚。如圖2所示，美國貿易失衡始於共和黨主政的雷根政府年代，一系列的減稅與增加公共支出政策，造成美國有史以來的財政與貿易雙赤字。此後其貿易逆差一路擴大，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同一時期，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則顯著的增加，2009年雖因為前一年的全球金融風暴的全球性貿易萎縮而略為減緩外，隨後繼續上揚。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在2001年只占了美國總貿易逆差（4,118.20億美元）的6.83%（約281.38億美元），遠低於對日本逆差占比的14.27%（587.86億美元）。到了2017年美國貿易逆差達到8,623.26億美元，有41%來自東亞的中國、日本、南韓及台灣四國，其中來自中國的逆差就占了31.99%（約2,758.20億美元）。居次來自日本的逆差則一路下跌到2017年的7.10%左右（約612.26億美元）。

圖2 1987-2017東亞各國及世界對美貿易餘額

中國崛起與霸權威脅

川普以商業巨人身份於2016橫空而出，當選美國總統。其競選口號「讓美國再偉大」，一語道破中美建交以來，歷任美國政府所冀望的「中國夢」：希望中國和平崛起，並共同維護美國於戰後所打造的世界體制與美國領導的秩序(註一)。

美國與中國建交以來，主流思潮認為透過中國經濟貿易往來，帶動其經濟發展，隨著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提高後，西方的民主人權思想自然會滲入中國社會，讓中國政體體質變成美國理想中的政體，同時不會危害美國戰後乃至冷戰結束後的全球霸權地位。在此理念下，雖經過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美國仍繼續其連結中國全球化的政策。柯林頓與布希政府繼續以更大幅度開放與中國的經濟貿易關係。2000年10月柯林頓總統正式簽屬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待遇（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法案，終止了20年以來依《1974年貿易法》對中國的逐年審查再給予最惠國待遇的政策。2001年WTO通過中國入會案，布希總統宣告，隔年1月1日中美兩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正式生效。

此後，中國在國際貿易分工地位快速攀升，經濟持續以二位數的速度成長。美國在九一一恐攻事件後，忙於應付回教聖戰組織國際恐怖主義，樂見中國的崛起，並希冀其在這些國際事件上與美國的合作。但隨之而來，崛起的中國，對全球資源的需求大幅增加，其搜索購搶石油、礦源等行動，終於又引發中國威脅論之恐中情結的再度爆發(註二)。

2005年代表中國開放改革智庫的資深研究員鄭必堅，在知名外交事務期刊，以Foreign Affairs發文(註三)，聲明中國將會和平崛起，以解除近二十多年來隨著中國快速經濟發展帶來的大量能源及資源進口需求，與快速的軍事擴張，所造成之全球各國各界對中國霸權的疑慮。文中強調，中國不會採用二戰前德國與日本等掠奪資源追求霸權的路線，也不會有冷戰時期追求霸權主導全球的企圖。然而2013年《紐約時報》報導的中共內部「九號文件」，其內容等同宣告美式中國夢的幻滅。該文件，內容旨在警告中共高階領導人注意並消除中國社會中的七股反動潮流：首要為「西方憲政民主」，其次是「人權普世價值」、「媒體獨立和公民社會」及親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等等。到了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完全廢除習近平的黨主席任期限制，更落實了美式民主不可能如美國所冀望，民主與人權社會在中國的體現，更不可能有和平崛起而不對抗美式價值的大中國。

結論

大抵而言，中國1980年代之初，改革開放以來，得以豐沛低廉勞動力之優勢，逐漸取代其他傳統美國、日本與東南亞的生產基地，成為世界工廠，有其歷史上的巧合與契機。美國在二戰後一方面領導西方民主國家建立國際貿易秩序，如GATT之成立進而發展為WTO，另一方面為圍堵共產國家的擴張，透過外交、經濟及軍事的外援，建構其外交上的友邦，同時也形成產業發展與貿易上的相依夥伴。也同時養出足以挑戰美國經貿地位的夥伴；特別是在半導體革命帶來的高科技產業。1970年代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挑戰為首波。1980年代後期，美國、日本半導體的貿易戰，更是慘烈。

1985年五大工業國G5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強迫日圓大幅升值；東亞其他各國如台灣、南韓等貨幣也應聲升值。日本、台灣及南韓的廠商也趁幣值上升之利，轉往東南亞乃至中國等投資設廠。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重創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印尼等東南亞諸國，進一步讓崛起中的中國受到跨國公司的青睞，紛紛再將生產基地更深更大層面的轉往中國。此第二波的跨國直接投資湧入中國，當然其產品最終落腳點，仍是全球最大消費區的美國，而且以中國的廣大勞力加上國家資本的刻意運作，讓美國的貿易赤字以更大速度攀升。而美國廠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並將大部分零組件代工也愈來愈大規模，在在都促成中國經貿地位大幅竄起的面勢。 然而相對於八○年代之恐日症，只侷限於美日之間的紛爭；這一次的「中國威脅論」則屬於全球性的，亦即不再侷限於美國，同樣的氛圍基本上是瀰漫中國以外的各個大貿易經濟體，如歐盟、日本、南韓乃至東南亞。2017年1月川普以「美國再偉大」、「製造業回流」，從中國要回工作機會的政見，當選美國總統後，是一連串的外交與貿易保護政策，為中美的貿易戰爭揭開序幕。全球貿易逐步進入新的保護主義時代。無論後續發展如何，貿易史上第二黃金時代已經結束。2020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雖阻擋了川普的連任之路，但2021年繼任的拜登總統，目前看來依然會延續川普任內所立下的美中貿易對抗路線。 換言之，全球貿易秩序不可能再恢復川普上任之前的情境，國際間的產業分工體系，勢必受到相當程度的沖擊。產業鏈重整為必然，如何重整成為重要的前瞻性課題。

(註一)參見前亞太助理國務卿坎貝爾Campbell 與 Ratner，在2018年Foreign Affairs合著，有關歷任白宮政府對中國崛起的期待與失落。
(註二)中國威脅論集其大成的代表作為2011年由Peter Navarro與Greg Autry合著的《Death by China》（中文翻譯本：致命中國）。書中細數了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崛起後種種引起西方各國擔心的政策作為。值得一提的是，Navarro在川普上台後擔任白宮貿易與工業政策主任，主導川普政府對中國的政策走向。
(註三)Zheng Bijian (2005,Foreign Affairs)，“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