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國事物的轉譯》一書2019年12月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次年8月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繼而出版簡體版，雖因正逢Covid-19疫情，實體的書展與宣傳難以展開，但網上已引起若干討論與迴響。該書係以近代上海盛極一時的賽馬、賽狗、回力球為案例，探討異國事物從一個文化被「翻譯」至另一個文化時可能發生的移轉與變化，此即書名所謂的「轉譯」。

拜過去兩百多年來的帝國與殖民之賜，我們現今生活中充滿了各式西來之物，小自日常用物，如腳踏車、報紙、電影、麥當勞，大至思想制度，如民主、自由、議會、選舉，無一不來自歐美，只是我們多半已將之「日常化」，既不覺得有什麼違和感，也假定它和西方同名事物本質上一致，但細究起來，其實並非如此，其中充滿各種「看似相同、實則相異」的細小變化。為了以實際的案例展示文化移轉時的轉變，本書以賽馬、賽狗、回力球為例，說明這三種運動進入中國時所發生的幽微變化。

賽馬可能是大英帝國最引人注目的一項文化輸出，隨著殖民的腳步，英人每到一處，便大費周章地設立跑道、舖設草皮、舉行賽馬，是以1860年代上海租界事務大致底定後，外人社群便在英人領導下成立一個名叫「上海跑馬總會」的馬會俱樂部，定期舉賽。過去我們假定通商口岸的賽馬係直接移植自英國，兩者在規章制度上完全一致。殊不知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賽馬活動正處於劇烈變動的階段，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初方才定型，是以賽馬在中國與母國之間並非一平行的移植，而是一種並行的發展，由於彼此的需求不同，且分別走向不同的方向。其中最明顯的變化發生在馬匹與下注方法兩方面。

上海賽馬初期大馬、小馬雜用，但到了1870年代，為了確保持續性的馬匹供應，全面改用體型較小的蒙古馬，並為其量身訂做各式規章，建立起了英式賽馬在華特有的賽事系統。蒙古馬個子矮小，從馬蹄到脖子與肩膀的接合點僅13至14掌，即130至140公分左右（見圖1），在優雅或速度紀錄方面，無法與母國的大馬並列；更重要的是，蒙古馬年年自關外進口，關內既無法自行培育，便難以如英國純種馬或澳洲馬般建立起三代父母履歷可靠的證明；既無馬匹譜系，在華各賽馬場便成為英式賽馬的化外之民。另外，為了在財務上轉虧為盈，上海跑馬總會也引入了在母國被視為非法的贏家分成法與賭金計算器。這兩項措施使得通商口岸的賽馬與母國分道揚鑣。此即本書所謂的第一層轉譯。換句話說，賽馬文化移轉時的變化，從最初的上海跑馬總會即已開始。

圖1：1865年蒙古馬與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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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跑馬總會在殖民社會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它一方面是租界生活的重要支柱，一方面也是殖民社會內部身分地位的象徵。一旦成為會員，不僅可佩戴襟章，在馬場通行無阻，比賽時還可坐在專屬看台，觀賞騎師羣起揮鞭直線衝刺的場面。如果自己馬房的駿馬奪得勝利，身為馬主，有權牽著馬匹從跑道經過看台，接受觀眾的鼓掌喝采，這更是財富難以買得的榮耀。跑馬總會既然有如此重要性，到了二十世紀初，耳濡目染下，一批長期與外人往來的華人，開始對跑馬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們不僅自己養馬、騎馬，更希望加入上海跑馬總會，接受和洋人馬主一般的對待。但跑馬總會是一個封閉型的俱樂部，不對華人開放。受挫之餘，這些華人遂於1910年在上海北面的江灣，自行建立「萬國體育會」，以華洋兼收的方式招募會員。就在華人菁英以賽馬為身分攀附的工具的同時，青幫三大亨也發現這項運動在華洋社交方面的重要性，並於1926年以純粹華人為號召，在上海近郊的引翔成立「上海中國賽馬會」，從此成功地打破階級藩籬，闖入禁區。於是每逢三個賽馬會聯合舉賽，流氓大亨與英國紳士共聚一堂，白相人和正經生意人握手言歡，徹底打破英式賽馬中最重要的階級性。馬會成員內容的質變，是本書著重的第二層轉譯。

上述兩層轉譯均集中與賽馬組織，第三層轉譯則發生在觀眾，亦即觀眾如何解釋賽馬、賽狗、回力球這三項相互關連的運動。1930年代，在賽馬獨領風騷70餘年之後，上海又陸續引入賽狗與回力球兩項活動，賽狗在英國被譽為「窮人的賽馬」，回力球則與賽狗在董事會方面高度重疊，三者下注方法又完全相同，同時揉合運動與賭博的雙重特性。從華人的角度來看，賽馬隨船堅炮利而來，代表令人仰望的西洋文化，本身又具備「尚武」的精神，可與中國古時君子的射獵活動相比擬，所以屬於運動而非賭博。賽狗雖然同樣來自英國、同樣用俱樂部的方式推動，但因獵犬背上無人駕馭，其運動性質就頗為可疑。等到回力球賽傳入上海，它雖然是三者當中最接近體育的體能活動，但因來自南歐，加上每晚16場、每次6人上場的賽事安排，暗合擲骰的特性，華人均認為它名為運動、實為賭博。既然是賭博，華人遂援引中國深厚的賭博傳統，毫不客氣地重新加以詮釋；在此架構下，賽事本身的精彩與否淪為次要，賽事結果所產生的數字，才是大家所關注的焦點。從賽馬、賽狗到回力球賽，我們可以看到運動娛樂化的快速發展，在如何解釋其意義與樂趣等方面，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翻轉。這即是第三層、也是亟富創造性的文化轉譯。

如果我們將本書上、下兩個部分並列，即會發現文化轉譯的方向剛好相反：前兩層轉譯朝大英帝國的方向偏移；最後一層卻朝中國傳統的方向傾斜。是什麼樣的力量讓同一類型的活動出現了不同方向的文化轉譯？是有什麼外來的衝擊，還是在地發生了什麼特別的情況？本書認為轉譯既不在於外來的衝擊，也不在於在地的情況，它是一種文化與文化間的協商；至於轉變的方向，則視哪一個文化比較強大。

譬如，在賭博文化方面，中國有更深厚的傳統，所以最後朝向以賭心思的方式解釋回力球賽；而在殖民社會方面，英國文化無疑更為強大，所以相當一部分的華人菁英全盤接受了英國的賽馬文化，即使如青幫大亨杜月笙、張嘯林及其手下的「四大金剛」之流，在加入所謂「純粹華商」的中國賽馬會之後，也無不中規中矩地遵守英式賽馬的制度與規章，不敢有絲毫逾越或便宜行事（見圖2）。或許我們可以更大膽地假設：倘若不是處於殖民社會，華人菁英不會如此熱情地擁抱英式賽馬；倘若不是中國有如此深厚的賭博傳統，這三項運動也不會如此輕易地被翻轉解釋。

圖2：1936年6月7日馬祥生馬匹勝出，杜月笙代其拉馬走大看台
《競樂畫報》，卷10期48（1936年6月13日），頁15。（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