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學？
「台灣政治這麼亂，你覺得要怎麼辦？」素樸直接的提問，卻可能讓多數政治研究者啞口無言。「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院士吳玉山，他認為部分原因來自台灣政治學的史觀斷層、方法窄化，威權時代成為研究議題「新禁區」，研究者也遠離了社會關切的價值論述。他綜觀台灣政治研究發展，強調除了量化方法，人文關懷與訓練更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
對過去啞口無言，便無從理解今日
「我的初心很簡單：台灣要怎麼活下去？這是最迫切的問題，也是我從沒忘記的研究熱情！」
中研院吳玉山院士長年關注兩岸與國際關係理論，也專研台灣憲政體制，探討世界各國與台灣的半總統制如何運作；另一研究領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然而，他投入最深的是「中小國家面對霸權的國際戰略」議題，因為「國家如何存活」始終是縈繞他心頭的憂重關懷。
台灣是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夾在中、美兩強之間，又位處戰略斷層帶，為了深入瞭解台灣的發展軌跡、思考對外關係，政治學研究不應只關注台灣的「現在式」，更需要了解過去，才能透徹地思考下一步！
然而吳玉山觀察，民主化之前受限於威權壓力，研究者就算冒險踩紅線，仍存在跨越不了的學術禁區；民主化後，主流學術圈轉向晚近的選舉實證調查。1949－1990 威權年代因而弔詭地成為共同的空白區，他形容為「台灣政治研究的斷代」。他也分析，過去的台灣相似於今日的中國大陸，都高舉「不要碰政治，全力拚經濟」，史觀斷層將讓我們錯失透過自身的經驗背景，洞察中國政體的基礎。
中研院院士、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投入政治學領域超過 30 年，出版數十本教科書等級的經典著作與百多篇學術論文，也是政府部門經常請益諮詢的專家。除了專研國際關係理論，他也對台灣政治學發展提出深切關懷。
攝影│林洵安
政治研究常觸碰到當局的敏感神經，經歷民主化，台灣的政治學有什麼改變？
民主化把政治學分割成了兩個時代。解嚴以前，台灣處在威權政體下，「國內政治」是敏感的禁區，畢竟研究國內政治能研究誰？兩蔣嗎？凡是和台灣政治相關的內容，都是當局禁忌，學者得承受踩在紅線上的風險。
例如，已故中研院院士胡佛從美國學成歸國，1961 年在台大政治系任教，引進了國外的新政治學方法，並大膽挑戰禁忌，是國內訪調經驗研究的鼻祖。他與其他學者研究監察院的體制，出版《中華民國監察院研究》，但這本書不只遭禁查，研究者也被懲處！
「搞政治太危險」、「做什麼都好，就是別碰政治」，在威權時代的氛圍下，政治學甚至不被視作為學術，執政者滿腹猜疑，民眾受訪也充滿恐懼，多數政治學者只能轉向研究國際關係、公共行政、政治哲學。
但台灣民主化之後，一切逆轉。大家開始一窩蜂投入國內議題，大量分析選舉結果、選民意向、政黨變化。
可以說，民主化前本土研究付之闕如，民主化以後，原本最落後的領域轉眼變成顯學。
民主化前後的這種巨大差異，讓台灣的政治研究出現什麼問題？
這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響：方法、政治與認同。
在「方法論」，傳統政治學很重視與人文、法律、歷史的關聯，關心制度、思想理論，許多學者也會研究古代的政治現象，討論君王或朝代的政治思想。 90 年代以後，實證調查、量化統計與模型運算成為主流，越來越趨近經濟學模式。大體來看，政治學方法幾乎從「思想理論」轉向「統計大數據」，以前寫文字，現在寫出來的是方程式。另外，新的研究方法需要實證數據，而 1990 年之前的數據難以蒐集，方法因而限制了議題，使我們無法去研究過去。
「政治」則影響了議題設定。解嚴之前很難跨越紅線，學者只好避開台灣政治，進行中國大陸或國際政治的研究，研究台灣得承受被「請去談話」的壓力，少有人碰，留下的資料便少；但民主化後，當代的本土研究呈現飛躍性發展。在此種情況下，過去威權時代的台灣政治恰巧成為研究空區。
民主化也同時影響了「認同」轉變。「中國傾向」是過去的政治學特性，研究者會強調中國歷史傳統與政治思想的影響，對於台灣的本土事務缺乏興趣。現在的政治學全面翻轉成「台灣取向」，偏重 90 年代後的實證調查，草根、在地、本土化，對於台灣政治與中國大陸的歷史關連、威權體制等政治傳統和社會影響，缺乏興趣及理解。
於是，我們的政治學切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以民主化為分界，90 年代之前與之後的研究方法、議題設定、關懷取向天差地遠。威權時代的台灣政治，研究者不去觸碰，等於是形成了新「禁區」！
民主化以前，政治學者即便想研究選舉都無從入手。解嚴以後，學術圈興趣轉向選舉研究，反而忽略了 1949 到 1990 年間的政治發展，民主化前的台灣幾乎被隱形化。
圖片來源│i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