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如何改造我們身體與文化？
《寄生上流》裡，「氣味」是貫串故事的象徵，上流爸爸下意識露出嫌惡表情，窮爸爸卻怎樣也聞不到那股被厭憎的氣味。我們的身體是怎麼「學習」衛生？為什麼會不由自主產生噁心感？衛生又是如何悄悄嵌入了每個人的身體感覺，影響生活習慣與社會文化？「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研究員，他透過生活器具的追溯，探討衛生運動如何一步步改造個人的身體和社會文化。
你不知道的餐桌大轉盤
親朋好友圍坐大圓桌，熱絡交談、共享佳餚，這是辦桌和中式餐館最親切的風景。其中，有個器物發揮重要功能：餐桌上的大轉盤──你不用麻煩旁人傳遞，也無需橫跨大半個餐桌，只為了夾一道菜。
這項方便實用的器具行之有年，但你萬萬想不到，20 世紀以前中式餐桌根本不存在這種轉盤，它的誕生和「防疫」有關！
餐桌大轉盤最初發明於 1915 年，發明者不是餐館大廚或新銳設計師，而是一位中國公衛專家伍連德，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位推動「戴口罩防疫」的創始先鋒。
餐桌轉盤為何與防疫有關？公衛專家又是如何腦洞大開，既發明防疫口罩，又設計餐飲用具？兩個看似不相干物件，卻在疾病戰場上交會，背後來自何種歷史脈絡？故事得從 20 世紀初期一場瘟疫大戰說起。
人人戴口罩防疫，由他開始
1910 年底，一場嚴重大瘟疫在中國東北爆發，「先發燒，次咳嗽，繼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疫情迅速從哈爾濱蔓延整個東北，總計奪走 6 萬多人的性命。
直到醫官伍連德坐鎮東三省後，疫情有了轉機。他排除眾議，斷定並非是一般認為老鼠引起的「腺鼠疫」，而是由飛沫傳染的「肺鼠疫」。因此，伍連德將外科手術口罩重新改良製作為防護配備，並下達指令：醫護、病患家人、清潔工等可能接觸者一律配戴口罩。然而，這項史無前例的防疫創舉，引來了排山倒海的反彈與質疑……
伍連德是近代第一個改良、宣導配戴口罩防疫的公衛專家，「伍式口罩」成為滿州鼠疫的防護標誌。這場瘟疫之戰也讓他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成為華人史上第一人。 圖片來源│Institut Pasteur/Archives Henri Mollaret，universityl pf cambridge
這一幕很是眼熟，過了百年，戴不戴口罩至今依舊是 COVID-19 防疫焦點，今日，面對歐美寧戴手套不戴口罩的疾病文化，已有各式分析討論。那麼百年前，口罩又為何會引起公衛新秀與前輩大亂鬥？
關鍵便在於：疾病的知識認知。此前，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停歇沒多久，香港因而推行環境改革，大規模進行城市清潔、撲滅鼠患。因此當滿州鼠疫一爆發，各大公衛權威（例如印製在日本鈔票上的北里柴三郎）便全力鎖定捕鼠、滅鼠。戴口罩防疫？簡直荒唐！
「這是一種新型鼠疫，會經由飛沫而人傳人。」突破性的醫學觀點推進了新的防疫手法，讓人類首次大規模配戴口罩，阻隔疾病。但另一方面，這個視角轉折也揭示此後我們的身體文化、衛生思維將出現重大變化。
衛生，即是改造出「文明的」身體
「對疾病的科學新知，不僅僅是決定當下的防疫措施，同時會改變人們對『危險』的想像和感知，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生活文化。」雷祥麟分析肺鼠疫一戰：「衛生運動開始針對個別的『人』。」
敵人不只是老鼠，還可能是鄰人。
衛生行動不再只聚焦於公共環境，整頓垃圾、消滅老鼠或瘧蚊，更關涉如何控制每個人的行為、習慣，改造出一種「衛生」的文明身體。
於是，公衛專家的目光慢慢移向了身體行為，關注介入人們的行為舉止、活動交際、生活習慣。
這種視角對今日的我們，頗有既視感。 COVID-19 爆發後，瑣碎、隱形的日常動作，全都在公共衛生的鏡頭下放大再放大，咳嗽清嗓、摸臉揉眼等身體小習慣，瞬間成為危險大敵。原本的新奇冷知識，好比人每天不自覺碰臉 20 次以上，也突然晉升實用重要的防疫提醒。我們的「身體」無可避免被劃入角力戰場，怎麼用餐、社交距離有多近、什麼情況下和他人親密接觸，一一成為解剖檢視的細節。
當身體成為破口，改造就是義務！不同生活器皿的設置、使用，逐漸被賦予了新功能與衛生意涵，在公衛專家的運作下，一步步重新打造人們集體的身體習慣。
餐桌轉盤、個人杯，「個人化衛生」住進身體裡
這也就是為何，伍連德後來會把腦筋動到餐桌，設計出「衛生餐檯」──今日的餐桌轉盤。
想像得到嗎，20 世紀以前華人餐桌上並沒有這種大轉盤，它的誕生其實是因為肺結核的防治。 圖片來源│i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