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新南威爾斯州中西部的小市鎮考拉(Cowra)，有個著名的日本人戰爭墓地(Cowra Japanese War Cemetery)，埋葬著524名二戰期間在澳洲國內死亡的戰俘與民間人士；包括民間人士11名、戰俘14名，合計25名的臺灣人。戰俘是與部隊一起前往新幾內亞前線的日軍雇用人員，通稱軍屬或臺灣人日本兵，被俘虜後轉送到澳洲考拉的戰俘營。考拉戰俘營1944年8月發生過著名的日軍脫逃事件，231名日軍戰俘遭到守衛的澳軍擊斃，臺灣人是事件後才抵達的，未與聞其事。本文要談的不是這些軍屬，而是散在澳洲其他地方，死後才被轉葬到記念墓園者以及他們有幸平安返家的親友。

日本人戰爭墓地

1941年12月8日，當日軍分擊珍珠港、馬來半島、菲律賓時，同盟國同時展開拘捕「敵性國」人民的行動，日本殖民地出身的臺灣人也難逃此劫。旅居荷屬東印度，即今日印尼的臺灣人被分送到澳洲的2個集中營，16歲以上單身男性在南澳洲的拉夫戴(Loveday Camp)，其餘的被送往墨爾本北邊180公里的塔圖拉（Tatura Camp）。除了極少數臺灣人領導者，如翁鐘賜、李呈奇、李錫福、許伯源、鄭委等人與家屬，以及在北婆羅洲的麻園工作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員工，有幸於1942年8月搭乘「交換船」先行離開外，絕大多數臺灣人都要等到戰後才獲釋。

整齊畫一的墓園，每塊墓碑上都以英文字母刻上長眠者的姓名、卒年及享年。依據藍適齊教授的先行研究，可知每一位被拘留者的基本資料仍然保存在澳洲的檔案館，可以循線追蹤。問題是人名如何確認？軍屬部分比較容易判別，因為他們隨部隊移動的紀錄相對完整，並且個人資料上常有本人的漢字簽名。至於一般因屬「敵性國人」而被拘留在澳洲的一般人，則因人名拼音方式不同，還原困難。

位於B-02-08的「Sai ,Bo」，墓碑顯示死亡時間為1943年5月3日，享年39歲。參考先行研究的作法，在澳洲檔案館找到1903年10月16日生，在拉夫戴集中營過世的線索。而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則可見到澳洲當局通報「SAI ,BO」死於急性尿毒症，日方確認了SAI BO是高雄人蔡澎。再從臺灣人申請出國護照時，官方所留下的《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確認出生日期相同的蔡澎，於1929年、1935年兩度申請到荷屬東印度經商的紀錄。又據「日本海外實業者」調查，蔡澎在爪哇的諫義里從事木炭製造業，資本3萬盾、營業額8萬盾、雇用50名土著。透過多種資料比對，還原了長眠在異國的一人。

「BE,KWAT LIE」死於拉夫戴集中營，享年61歲。資料顯示他在爪哇出生，家人在爪哇梭羅，也沒有從臺灣申請護照的紀錄。他的名字可能是馬厥理，以閩南語的廈門音拼音。1895年日本領有臺灣後，規定1897年沒有退出臺灣者，國籍屬於日本。馬氏於1882年出生時，臺灣還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如何認定他是臺灣人？有一種可能是所謂的「臺灣籍民」，這是日本對在海外臺灣人的通稱。1740年紅溪事件後，荷蘭人對於華人居住、旅行、土地租用等諸多限制。1854年的「統治法」，更明令住民區分為4等，華人為第4等的「外來東方人」，法律地位與土著相同，卻不能享有土著的各種權益，其中最令人難堪的是「警察裁判權」。日本人本與華人一樣屬東方外僑，然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國際地位提高，1899年日本人與歐洲人同列第一等，殖民地臺灣人也視同日本本國人。於是，日本籍成為眾多華人羨慕之的，而「臺灣籍民」身份正是取得日本國籍的捷徑。爪哇華人祖籍以福建居多，與大多數臺灣人的原鄉相同，日治前因「家在此而店在彼」，移動於海峽兩岸者頗多，利用在臺灣戶口調查簿「補登錄」的方式，取得臺灣人身份的不在少數。BE KWAT LIE，很可能就是一個案例。

「KANG, LIONG TJWAN」，高雄人江兩泉，1930年7月以與經營海產物貿易的兄長江傳吉同行的名義前往泗水，之後在東爪哇任抹開設日用雜貨及物產店。1942年被帶到塔圖拉，因結核性心臟病死亡。與他一樣埋葬在記念墓園的是兒子KANG, PING HOO（江平和）。1941年8月出生的嬰兒，不堪漫漫長路的折騰，抵達塔圖拉後不久的1942年5月，便結束了短暫的生命。

「ANG, SHI CHIN」是1944年過世的70歲婦人，她的個人檔案中出現了近親Liang Yen Ting之名。比對各種檔案後，可知Liang Yen Ting是臺南人梁衍登，在《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中，梁衍登首次申請護照是1920年，與妻子蔡氏燕、洪氏親等一起申請護照，目的地正是爪哇。然而，從澳洲的資料來看，梁衍登之子女，除了1910年出生的梁後博外，其餘後明、素華、後強、後毅、後CHI都出生於爪哇日惹，亦即早在1920年在臺申請護照前，梁衍登已經在爪哇生活了。梁衍登是福建人，但是名字的是按照中國國語拼音，並且子女們也是以中文拼音。

在爪哇時，梁衍登原本是臺南人張壽於1930年創立的「利新公司」之經理，利新是爪哇全島十數家製餅工場中屬二、屬三者，同時還兼做製麵、蚊香等，甚至還有鐵工部。張壽原本還有「蓬萊公司」，製造清涼飲料水，之後轉手給其弟張燦（伯英）經營。日本的調查報告中，利新、蓬萊公司的幹部多名列其中，可知張壽家族的實力。然而，不知何故梁衍登跳槽到利新的競爭對手華商新錦興處。

梁衍登的子女多受中英文教育，在塔圖拉集中營4A的臺灣人區內，開設中、英、馬來語學校，教師是梁氏兄妹，梁後毅則被選在集中營的辦公室。依據集中營的管理者James Sullivan的回顧，塔圖拉集中營4A區中，不少臺灣人對日本很反感，雖然也有些臺灣人親日，讓子弟到集中營的日本人區學習日語，但是對日本的不信任感十分強烈。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臺灣人何去何從？將面臨何種待遇？讓生活在集中營的臺灣人產生動搖，集中營內充滿著焦躁不安的空氣。臺北著名的永裕茶行的董事陳朝麟，試著與在雪梨的中國領事館聯繫，但沒獲得回覆。在日本人陸續由墨爾本出港歸國後，剩餘的臺灣人也將送往日本的謠言甚囂塵上。1946年3月6日，當437名臺灣人、2名朝鮮人，以及1,005名戰俘準備搭乘已經解除武裝的驅逐艦「宵月號」由雪梨出港時，害怕會被送往日本的臺灣人在棧橋哭泣，在集中營工作的梁後毅甚至被憲兵架著上船。臺灣人哭泣的身影引起澳洲國內媒體注意，批判政府不應該強制臺灣人搭乘地獄船宵月號，甚至發展成澳洲國內政治問題。

梁後毅被澳軍架上宵月號

其實中國領事館並非忽略陳朝麟的信，而是因為複雜的因素，認為「該批臺僑中份子極為複雜……有親日派以及前甘心叛黨之周里觀等一百五十餘名。」甚至說臺灣人看到日本戰俘做工時，有揮手歡呼者，而日俘也脫帽作答，足見這批臺僑不同於一般華僑，是含有「敵性」之人，明白的表示無法真心接納這些臺灣人。

被貼標籤的周里觀是誰呢？他是高雄苓雅寮人，1902年22歲時隻身前往泗水。最初在華人店裡工作，之後獨立，種植橡膠、椰子、落花生等，同時也從事農產品交易，是臺灣人在東爪哇當物產商之始，財富遙遙領先同時代的臺灣人，被稱為「百萬長者」、南洋最成功的臺灣出身者。與周里觀一樣突然被拘留在澳洲的臺灣人，自然無法放下在印尼的家產，經過不斷的陳情與奮鬥，終於1950年至1953年間，透過聯合國國際難民組織遠東局香港辦事處，以「復員」名義將8批242人「遣返」印尼，梁衍登家族也在其內。然而，印尼獨立後採取各項保護印尼人的經濟政策，限制華僑發展空間，加上兩個中國在印尼的鬥爭，1960年底，周里觀遭到印尼政府驅逐出境，再次被迫離開印尼的家園。

印尼是戰前臺灣人前往東南亞的首選，是人數最多、最有發展的地方。然究竟有多少人前往，如何發展，圖像卻一直很模糊。其主因是幾乎沒有臺灣人留下自身的紀錄，資料多出自他者。澳洲檔案館的被拘留者檔案，固然掌握到每一個人，卻因語言因素而築起一道高牆。護照資料填具的出生日期、與戶長關係、住址、旅行地點及目的等，雖也留下珍貴訊息，然如同記念墓園中無法回復的紀錄般，唯有臺灣人自己發聲，才能講述自己被拘留的經驗，詮釋自己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