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言論應該被管制嗎？
管制仇恨 vs. 言論自由的兩難
「同志死光光！」「東南亞來的就是沒水準……」，仇恨、攻擊性言論近年在公共論壇迅速流竄，這類偏激極端用語一度被包裝為網路社群文化──認真就輸了！但真是如此嗎？隨著社群平臺發酵，許多人開始質疑法律為何不限制，任由歧視攻擊散播、擴大傷害。
管制仇恨性言論並非新主張。德國刑法早已將公開支持納粹、種族仇恨入罪。法國政府 2015 年推出《國家行動計畫》，特別針對網路的反同仇恨做管制。加拿大也禁止公開發表煽動對特定族群的仇恨言論，因為「宣傳仇恨並不是言論自由」。
然而，反對者訴諸言論自由的珍貴價值，主張「政治不正確的內容」亦是個人有權自由表述的言論，保護多元言論共存空間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一旦國家介入管制，難免有落入思想審查的危險。
儘管法哲學上仍有爭辯，但回到現實情境，當我們面對網路上不堪入耳的攻擊、公眾人物帶頭極端發言，許多人或許更想知道：對抗仇恨歧視、攻擊，法律能做什麼？
2019 年 3 月，紐西蘭基督城清真寺發生慘絕人寰的槍擊案，槍手闖入掃射，並在社群平台上直播屠殺過程，造成 51 人死亡。嫌犯曾在社群論壇發表種族仇恨宣言，讓極端言論與平臺責任再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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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言論的兩種招式：明刀亮槍、暗藏歧視
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廖福特認為，限制仇恨性言論的討論立基在兩個前提。
我們都同意「言論自由」為民主核心價值，但是言論自由並非不受規範。散播假訊息牟利、誹謗、故意在滿座戲院內大喊「失火了」，都不在免責之列，可被刑法論處、民法求償。在此前提下，
面對仇恨言論的第一個層次，也是限制言論的信念基礎：言論自由有其界線，我們維護言論自由，但也不能任由仇恨歧視侵害人權。
保障個人與群體的人權尊嚴，不因民族、性別、性傾向、宗教等身分受到歧視或威脅，與言論自由同樣重要。
廖福特將仇恨性言論分為兩種類型，分析共同特徵。
一類是攻擊、排除性，比如歐洲白人至上主義者揚言給有色人種「好看」，看一個打一個，讓他們滾回老家；臺灣也曾見對同性戀者的攻擊言論，要以性暴力讓女同志知道什麼是男人。
另一類則是歧視與貶抑性，用公開貶低、貼標籤把弱勢群體標誌為次等或糟糕者，比如穆斯林都是恐怖份子、新住民水準低等。如果攻擊性仇恨屬於明刀亮槍，歧視羞辱型有時更幽微難辨，不一定訴諸暴力，但同樣傳遞排斥、蔑視與貶低。廖福特強調，
不論攻擊或貶抑型都具有高度目標性。攻擊者經常針對特定群體貶抑傷害，個人只要隸屬這些身分類別，就可能被烙印標籤，遭受仇視。
不論個人是否有不一樣的特質或表現，只要被貼上隸屬群體的標籤，就會自動連結上這些特質，成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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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在人心，讓仇恨言論「越辯越明」？
紐約大學教授沃德倫（Jeremy Waldron）在《仇恨言論的傷害》（The Harm in Hate Speech）中提及，仇恨言論不能被視為單純的「言論」，因為煽動對特定群體的仇視、貶抑才是其目標。換言之，仇恨言論的實質作用、影響不應被忽視。
廖福特認同法律有責任消弭歧視，他認為
這也是面對仇恨言論的第二層次：當歧視仇恨、偏頗性攻擊損害了另一群人的權利，應該受法律規範介入，但立法內容需要細緻討論。
「我們基本上不會同意國家事前審查，而是事後以刑法或行政法論處。」
然而，反對管制的其中一種主張認為：真理越辯越明，限制只是讓仇恨言論地下化，根本方法應該交由公共論辯。廖福特並不贊同。他解釋，「言論自由能讓民主更落實」是支持言論自由的一項論述基礎，但這並非單一內容，還必須牽涉其他內涵，比如：改善創造更好的公共論述空間，讓社會成員都能平等參與。這正是限制仇恨言論的目的，換言之，
任由仇恨言論擴散蔓延只是造成民主傷害，無法促進公共思辨和討論。
「仇恨言論不是越辯越明的『真理』，一旦任由它公開談論宣揚，就已經對弱勢群體造成侵害。新住民都沒水準、原住民都好吃懶做，這些議論是越辯越明嗎？或其實是破壞民主對話？」廖福特嚴肅地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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