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許多的自由民主社群都受到了威權民粹主義的威脅,輕則陷於公共治理或政治文化的日趨惡質化,重則衰變為不自由的民主或者選舉威權。相對於自由民主在冷戰結束後20年間的自信昂揚,現時的自由民主毋寧是焦慮的:除了焦慮於民主衰亡的可能,自由民主人也苦惱於民主該要如何防衛。如果我們的自由民主可以存續進而重生,那多少是因為我們還持續焦慮著,沒有放棄。


一、前言

作為一種保障人權、實行民主選舉與民主治理的憲政秩序,自由民主近年來在許多地方都出現或面臨危機。不論更深層的原因出於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惡化、文化或認同衝突、數位科技文明的反噬、抑或是既有憲政制度的疲困或結構缺失,也不論是否還受到了威權外力的推波助瀾或者見縫插針,在我們現在所身處的2010年代,許多的自由民主社群都受到了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的威脅,輕則陷於公共治理或政治文化的日趨惡質化,重則衰變為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或者選舉威權(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Galston, 2018; Graber, Levinson and Tushnet eds., 2018; Mounk, 2018; Müller, 2016; Norris and Inglehart, 2019; Sunstein ed., 2018; 水島治郎,2018)。是的,我在說英國的脫歐公投(Brexit)、美國的川普總統(包括他的當選以及執政作為)、極右政黨在歐洲多國的顯著成長、委內瑞拉、匈牙利、波蘭、土耳其等國的嚴重民主倒退、還有近年來族繁不及備載的其他比較民粹案例。台灣的自由民主,只怕也無從倖免於這樣的威脅。在這一系列現實政治發展的推促下,關於「民主會怎麼死亡/終結」以及「如何防衛民主、拯救民主」這類課題的研究與討論,已然成為一門顯學。

本文試圖藉由爬梳常見於當代的自由民主人(liberal democrats)的兩重集體焦慮,粗略地介紹與回顧晚近關於「民主會怎麼死亡」以及「如何防衛、拯救民主」這組大哉問的學術討論概況。相對於自由民主在冷戰結束後20年間的自信昂揚,現時的自由民主的時代氛圍(或者說社會心理),毋寧是焦慮的、憂心的﹕活在2010年代的自由民主人,不僅焦慮於民主衰亡的可能,也苦惱於民主該要如何防衛。這種對於自由民主的焦慮,相當部分源自於民主前景的不確定性﹔畢竟,許多憲政社群不再能將自由民主的存續,視為理所當然。在關於憲政民主的許多傳統智慧已不再有用的情況下,作為當代的自由民主人的我們,也還在摸索、論辯,我們該做甚麼與該怎麼做,才能有效解決自由民主所面臨到的各種內憂與外患。自由民主的命運終究掌握在我們自由民主人手上,而且不論情勢如何險峻,我們或許還是可以經由憲政變遷(特別是小寫c的憲政變遷),探尋出一個能夠讓自由民主生生不息的新憲政典範。這將會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旅程,而我們才剛起程。不過,如果能夠意識到這項憲政挑戰的艱難――也就是對於自由民主的存續與實踐維持某種焦慮之必要,我們或許就已向前跨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二、民主衰亡的焦慮

不久以前,許多比較民主研究者還認為,只有民主尚未鞏固的那些脆弱民主(fragile democracies),才需要擔心「明天過後是否還有民主」這樣的問題﹔一個民主社群一旦跨過了某種關於經濟與/或政治發展的條件式門檻,民主(或者更確切地說,符合最小主義定義的自由憲政民主)就會是唯一被社群成員認可、接受的政治型式(the only game in town)。不過是短短幾年的光景,現在我們對於民主衰亡的焦慮,已不再侷限於脆弱民主﹔在不少民主早已成熟、鞏固的已開發國家,已有越來越多論者開始探問,他們所擁有的民主,是否也有可能倒退,甚至走向衰亡?這項轉折,相當程度上反映了論者對「民主會怎麼死亡」這件事情的認知轉變﹕除了可能猝死於政變或者憲政崩潰這類可以讓人確切標定出民主死亡時間的單一事件,晚近許多論者強調,民主還有可能會在一個經年累月的過程中,經由選舉民主、代議民主或者直接民主的合法程序,逐漸地衰敗、腐蝕而亡(Ginsburg and Huq, 2018; Levitsky and Ziblatt, 2018; Runciman, 2018)。隨著政治暴力在20世紀後期以來的大幅降低,當代的自由民主更有可能是以後者這種死法衰亡,而且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再怎麼成熟、鞏固的民主國家,也還是會有如此衰亡的憲政風險。這是晚近民主衰亡論的一項至為關鍵的研究發現,特別是因為它根本挑戰了關於防衛民主與憲政風險管理的許多傳統智慧。

晚近民主衰亡論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指認出導致當代自由民主衰亡的諸多因素,並且對於它們究竟如何危害自由民主的運作與存續,做了詳盡、深入的病理分析與解釋。(反多元的)民粹主義、金權政治、虛假訊息、社群媒體的武器化(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威權國家的銳實力干涉、政治極化與政黨惡鬥(partisan degradation)――這些都是我們目前已知的常見民主威脅。它們每一個分別而言都對自由民主構成了嚴重的危害,而且它們還經常共伴出現、相互加乘。概略而言,這些因素往往會去攻擊自由民主賴以維繫的許多憲政建制,例如主要政黨、主流媒體、司法、國家安全機制、專業行政、學術社群,還有公民社會。除了可能削弱、去正當化各種制衡或監督政治權力的憲政機制,這些因素還可能破毀了若干非正式但極為重要的民主政治規範,例如Levitsky and Ziblatt (2018) 所強調的相互寬容(mutual toleration)與制度克制(institutional forbearance)。近來備受關注的虛假訊息、廉價言論(cheap speech)乃至Muirhead and Rosenblum (2019) 所特別批判的新陰謀主義(the new conspiracism),還可能根本掏空了民主決策的理性認知基礎,讓民主社群連「本於事實與常識的公共議論」如此基本的要求,都不可及。在民主的諸多威脅中,政治極化似乎尤其危險,因為政治對立的升高與激化,一來可能會增加民主崩潰的風險,二來可能會增加有權者透過操控民主遊戲規則來維持政權的風險。在後者這種情形,憲政社群即使還有定期選舉之形,只怕已無自由而公平的選舉之實。

 

三、民主防衛的焦慮

自由民主並不是第一次遭遇「利用自由反自由」、「利用民主反民主」的顛覆威脅﹔晚近許多論者,也嘗試從過往民主覆亡的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不過,主要是從納粹顛覆德國威瑪共和的慘痛經驗中發展出來而試圖以法律手段限制、排除民主社群之內部敵人的戰鬥民主(militant democracy),似乎依然備受議論,也無從解消當代的自由民主人在如何防衛民主這件事情上的焦慮。像是違憲政黨禁止、仇恨言論(hate speech)管制這類強度干預人民政治自由與參政權的傳統民主防衛措施,往往不是極易被規避而形同具文,就是容易陷於反應過度或者「只能打蒼蠅、不敢打老虎」的執行困境。更讓人擔憂的是,威權民粹主義者往往就是以「民主受到威脅、需要防衛」為由,箝制特定少數群體或者反對者的自由(Ginsburg and Huq, 2018; Levitsky and Ziblatt, 2018)。即使暫不考慮民主防衛措施本身被自由民主的敵人所顛覆與惡用的風險,戰鬥的自由民主人也必須深思,以各種禁制措施強力防衛民主的結果,是否反而縮短了自由民主與威權的距離。

憲法規範與憲政制度的其中一項核心目的,就是為了防範暴政。弔詭的是,在現實的憲政運作上,既有的憲政制度安排往往無法降低、還反而可能增加民主衰亡的憲政風險。晚近的比較憲政經驗促使許多憲政研究者重新反省關於憲政工程的傳統智慧(Ginsburg and Huq, 2018; Rosenbluth and Shapiro, 2018)。只是,在民主衰退的當下,就算結構性的憲政改革是可能的,憲政工程師終究得在不同的憲政風險間,做出該著重於控管何者的艱難取捨。除了確立關於憲政體制與選舉程序的基本制度安排,現代的自由民主憲法還內建了許多反暴政的憲法防衛機制。可是,在威權民粹侵蝕自由民主的過程中,這些防衛機制不是首當其衝、節節敗退(例如匈牙利與波蘭等國的憲法法院),就是囿於政治現實而無用武之地(例如美國的總統彈劾)。不少論者仍對憲法法院作為憲政民主的守護者,有所期待。不過Ginsburg and Huq (2018) 認為,民主的司法守護比較做得到的,是為自由民主派多爭取一些時間,讓他們能夠重新集結整隊,進而經由選舉競爭贏回政權。說到底,自由民主的守護,終究是我們每一個自由民主人的責任﹔「民主是一種共業(shared enterprise)。它的命運取決於我們所有人。」(Levitsky and Ziblatt, 2018: 230)只是,由於民主的衰亡很可能是一個「溫水煮青蛙」式的漸進過程,而社群成員未必都有相同的危機感/危機意識,如何在關鍵時刻協調整合出能夠有效防衛民主的公民集體行動――這對自由民主社群來說,又會是一項相當艱鉅的考驗。

 

四、結語

不論是陷於Runciman (2018) 所譬喻的中年危機,抑或是面臨到更為迫切的存亡危機,2010年代的自由民主多半都很焦慮﹕自由民主社群往往沒有勇健到足以抵抗來自威權民粹主義的各種誘惑與威脅﹔許多自由民主國家已因飽受內外攻擊而出現了衰敗的病徵,可是要阻止進而扭轉民主的衰退與敗亡,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焦慮讓人不安。但是焦慮也讓我們保持警醒。如果我們的自由民主可以存續進而重生,那多少是因為我們還持續焦慮著,沒有放棄。

 


參考書目
Galston, William A. 2018. Anti-pluralism: The Populist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acy.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raber, Mark A., Sanford Levinson, & Mark Tushnet, eds. 2018.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Cri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nsburg, Tom, & Aziz Z. Huq. 2018. How to Save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evitsky, Steven, & Daniel Ziblatt. 2018.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Mounk, Yascha. 2018. The 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üller, Jan-Werner. 2016.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Norris, Pippa, & Ronald Inglehart. 2019.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nblum, Nancy L., & Russell Muirhead. 2019. A Lot of People Are Saying: The New Conspiracism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enbluth, Frances McCall, & Ian Shapiro. 2018. Responsible Parties: Saving Democracy from Itself.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unciman, David. 2018. How Democracy Ends. London: Basic Books.
Sunstein, Cass R., ed. 2018. Can it Happen Here?: Authoritarianism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水島治郎(2018),《民粹時代:是邪惡的存在,還是改革的希望?》台北:先覺(林詠純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