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研究「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的紅線：誹謗
2019 年 3 月的立委補選，有一則出自政論節目的消息讓舉國譁然：「 200 萬噸滯銷文旦，被倒進了水庫。」由於數字驚人，立刻有反對意見駁斥這是「假新聞」。儘管消息來源後來澄清是重量單位的口誤，但仍被質疑情節太誇大，掀起的論戰烽火連天，最後，這個爭議甚至可能影響了選舉結果。
事實上，類似的案例，近年來在臺灣的政壇和媒體，已是屢見不鮮。政府高喊「打擊假新聞」、設立「闢謠專區」，但仍然有許多真實性待商榷的資訊，透過新聞及社群媒體，擴散流竄。這些謠言或假消息形成的錯誤認知，可能會誤導判斷、激化衝突、甚至危及生命財產安全。許多人心中不免出現一個質疑：
我們享有的言論自由，界線到底在哪裡？
中研院法律所許家馨副研究員，就是研究這個領域的專家。言論自由的內涵與範疇，是一個非常龐大且複雜的議題，比如說，其中一條言論的紅線，是「妨害名譽」。光是「怎樣才算成立誹謗」這個問題，就已經讓法律界爭論很長一段時間。
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許家馨，以實證法學方法研究誹謗，提出「民刑誹謗二元體系」，釐清大法官 509 號解釋後的學術與實務爭議。 攝影│張語辰
釋字 509 留下的空白
刑法關於誹謗罪的規定（節錄）。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2000 年以前的法律實務，誹謗官司中，刑法第 310 條「證明言論為真」的責任，一直都落在被告身上，若不能證明為真，就成立誹謗罪。這項罪名好比是言論市場的緊箍咒，對新聞記者或者其他針對公共事務發言的人，構成非常沉重的負擔。
直到 2000 年大法官做出了釋字第 509 號解釋：「…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此解釋大大減輕了被告負擔的舉證責任，從「言論為真」，變成「有理由信其為真」。
然而，釋字 509 沒有說的是：「有理由確信為真」，究竟應該做到什麼程度
多周延的理由，才足堪確信？這邊出現了很大的模糊地帶，一方面會影響法律的安定性，讓人民無所適從；同時也會造成法官裁量上的困難、甚至是濫權的可能。
於是，許家馨整理了 2000 到 2010 這十年間，高等法院對於刑事誹謗罪的 1163 個判決、以及民事名譽侵權的 471 個判決，並設計下圖的量度進行實證研究，希望能從中整理出脈絡。
許家馨設計四種量度評估「判決誹謗言論的寬鬆程度」（上方長條），並將之對應到法律或理論上的「故意／過失」歸責程度（下方長條）。 資料來源│許家馨，2013，〈民刑誹謗二元體系之形成與分析： 以「故意過失」為中心的實證研究〉 圖說重製│黃楷元、林洵安
如上圖所示，許家馨用了嚴格、中等、寬鬆、極寬鬆四個量度，來評估所有的判決，也把這四個量度，約略對應到刑法上的故意／過失概念。以下是他對這四個量度的測量標準：
• 嚴格：要求發言者必須自己證明誹謗言論的真實性，若不能證明真實，就直接課與法律責任的判決（接近釋字 509 做成前的狀態）。
• 中等：要求發言者應「合理查證」，而查證的合理與否，牽涉到許多面向（例如被告身分、言論公益性、查證成本等）來衡量發言與查證是否「合理」的判決。
• 寬鬆：當事人只需有些許證據，足夠引起其「合理懷疑」所陳述的事實，非完全憑空捏造，即可免責的判決。
• 極寬鬆：比上述「寬鬆」更甚的其他判決（例如「加上問號就可免責」等）。
分析結果發現，民事名譽侵權判決、刑事誹謗罪判決，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分布差異：民事認定越趨嚴格，刑事認定越趨寬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