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荷治時期為臺灣脫離「無國家」時代的開端。1624年，荷人選擇於安平築城，乃為東亞地緣政治與歐洲國家海上爭衡交互作用下的結果。在此階段，周邊地區的種種偶發事件，均曾對此一脫離過程造成深遠影響。例如西葡艦隊於1617年颱風中覆滅，與荷軍北上東亞海域有關。同年朝鮮派出通信使訪日，與幕府未積極回應臺灣原住民主權主張有關。1628年暹羅政變，則與荷人征討原住民取得鹿皮有關。凡此種種，構成日後唐人大舉移民臺灣的前提，值得注意。
《大員港市鳥瞰圖》，藏於荷蘭米德爾堡哲烏斯博物館（Zeeuws Museum）
一、無國家地帶中的臺灣島
漫長人類歷史中的大部分時段，「國家」的邊界，僅及於中央政府兵力所及之處。近代早期，東南亞各地雖有規模大小不同的政治體存在，但其邊界模糊，因而留有廣堥的「無國家地帶」（stateless zone）：例如中南半島北部、雲貴高原接壤地帶上之「高山無國家帶（zomia）」，以及從臺灣、呂宋直到婆羅洲的「海域無國家帶」。
這些地帶，由16世紀起，歷經四百年曲折的過程，漸漸為全球國家體系所含括。例如在海域無國家帶，穆斯林教徒延續13世紀以來之擴張，將東南亞各海港納入其活動範圍，促進本地港市國家的形成。在16世紀，他們逐漸踏入菲律賓海域，於呂宋島落腳。此一進程，隨即遭遇西班牙人衝擊而中挫。呂宋島遂在西班牙人的殖民佔領之下，脫離無國家的時代。其北鄰臺灣，也因為周邊地緣政治的牽動，而有相似的發展。
二、地緣政治造就大員港浮現
荷蘭人落腳臺灣，乃是因著東亞地緣政治結構變動的機緣，順水推舟而成。1592-98年間，中日發生戰爭，戰後兩國無法正常交往，但中國對於日本生產的白銀，仍有強烈需求。這使得經過第三地中轉的貿易，在澳門、馬尼拉、越南會安等地大為盛行。1596年，荷蘭人首度進入印尼海域，其後勢力逐漸擴張，形成與西班牙、葡萄牙人相抗衡的局面。1617年，三者在馬尼拉海域發生會戰，西葡聯合艦隊受颱風重創，失去作戰能力。翌（1618）年，荷蘭人藉機出動艦隊封鎖馬尼拉、澳門，並干擾會安貿易。原本落腳於長崎，於前述各地從事中轉貿易的唐商李旦，也遭池魚之殃。面對變局，擬出前往大員灣（即今臺南安平附近）從事中轉貿易的對策，加以因應。
1622年，荷軍出兵攻取澳門失利，轉而佔領澎湖，力圖將截堵前述馬尼拉、澳門、會安三地的干擾計畫，升級為新設一地，以取代前述三地的壟斷計畫。惟澎湖時屬於中國（時為明朝）領土，中國政府既不願退讓，也不願配合停派前往馬尼拉之商船。情勢逐漸演變為雙方對峙。李旦等長崎唐商，試圖以大員灣轉運貨物的盤算，也因中荷於澎湖對峙的局面，而再度受阻。
為解決此一問題，李旦出面斡旋，敦促荷軍讓步，放棄澎湖、轉而入臺，並說服澎湖的中國守軍，私下供應貨物。這才使得立足臺灣取代攻下澎湖，成為荷蘭人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選擇。是以臺灣島邁入國家（殖民）統治，並非荷蘭人隻手造成，而是地緣政治下，層層結構相因，偶然導向的結果。這些結構性力量，根本上發自中國與日本的國家政策、其次則為西歐國家海上爭霸，最後則是中國各省海防官員、洋商、走私者與日本海商、唐商間相互牽制與合作的動態平衡關係。
由於荷軍截堵了前述三地，日本海商無法順利取得貨物，也轉而寄望透過臺灣貿易彌補損失。荷、日兩國商人遂在臺展開競爭。由於中日交惡，日商無法由臺灣駛向福建近海取貨。反之，荷蘭人不但運用其與中國水師的私約，擴大競爭優勢，又進一步阻止走私者販賣絲貨給日商；並藉口大員港受到荷蘭人興建的城堡守護，聲稱荷蘭東印度公司擁有大員港口主權，強迫日商繳納稅款。對此，日商則主張港口主權非屬公司，而為當地原住民所擁有。即便相較於絲綢，在大員港轉/出口的貨品中，鹿皮所佔價值比例甚低，無疑地，日商收購鹿皮的貨源，卻完全來自於臺灣原住民，與荷蘭方無涉。透過鹿皮係由原住民自行出售一事，日人可證明其亦有使用大員港之權利。荷、日雙方因爭奪港口主權，日漸發生齟齬。1627年，日商末次平藏為取得其對港口之使用權，便引誘臺灣新港原住民理加一行人，前去向幕府將軍「進貢」。
早在1611年，德川幕府手下的大名即曾擄獲琉球國王尚寧，與將軍秀忠會面，導致日本與琉球間確立了宗主—藩屬關係，增強幕府對內威望。1627年，日商稱理加為「臺灣王」，顯有仿效前例，藉以確立日台間宗藩關係的意味。惟1617年之後，朝鮮派出「通信使」赴日，已漸成定例，幕府方面威信已足，毋須再演一齣「臺灣王」進貢，來鞏固其政權。於是，此一臺灣原住民首度（可能也是最後一次）於國際場合聲明主權的行動，並未獲得幕府共鳴。回溯原因，日韓間的外交動向，連帶牽動了日本的對外政策，影響了幕府對「臺灣王」行動的態度。
三、暹羅政變引致荷蘭在臺擴張
16世紀末，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尾聲，大型會戰頻傳。日本武士以鹿皮作為盔甲敷料、箱子內裝等。因應戰事，鹿皮的需求大增。當時，尺碼較寬、用途較廣的暹羅鹿皮，遠比臺灣鹿皮受到青睞。1628年之前，暹羅鹿皮的加工與出口，均由山田長政等，一群為泰王服務的日本武士傭兵壟斷。然同年泰王頌曇驟逝、宮廷政變，山田等人失勢，鹿皮出口量大跌，加工質量亦銳減。
1628年，日荷在臺的貿易衝突演生成流血事件（亦即「濱田彌兵衛事件」），幕府一度關閉與荷人的貿易。至1633年，貿易重啟，荷蘭當局才著手改善臺灣鹿皮製程，快速搶佔日本市場。1635年起，為取得鹿皮，荷方多次征討原住民，藉以開放獵場。短短數年，征服嘉南平原上十多個原住民村社，鹿場向北推進到彰化、雲林附近。1638年，鹿皮出口更達到最高點（約14萬張）。隨著暹羅政局漸穩，公司順利取得暹羅鹿皮出口日本，1642年後，暹羅鹿皮已能穩定供應日本。此後，公司在臺擴張的動力漸低，不再積極征討臺灣中部地區，延伸領地範圍。由此觀之，遙遠的暹羅政情竟與臺灣西南沿海遭荷人納入「領土化治理」息息相關。或可認為，當時國際鹿皮市場的波動，造成了臺灣西南岸原住民被納入荷蘭殖民範圍的結果。
四、荷蘭統治與唐人移民
臺灣中部西海岸的地形，屬於平淺沙岸，且潮差過大，不適合大型船隻停泊，而小型船隻載運人貨有限，在乾潮時必須擱置岸上。寬廣的潮間帶與沙灘（15公里），隔離了船隻停泊處與可墾地。以上種種，使得外地人若未得原住民同意，即難以渡海進入嘉南平原，建立農墾基地。安平沿海雖為潟湖地形，利於溝通沿海水域與內陸耕地，然澎湖與安平間，卻有特殊的海底地形，造成了洋流「黑水溝」。這使得大型船隻（載重約400噸以上，吃水約3.6公尺）必須等待每月大潮退潮時，才能藉著南向潮水抵銷北向黑潮的力量，逆流前往安平。上岸的外地人人數若少，即便於沙洲建立灘頭堡，其後兩星期之內，恐無從獲得外來奧援，抵抗原住民攻擊。是以，臺灣西海岸的天然環境，形成外地人遷徙進入的重大障礙，只有獲得如同國家等大型勢力的背後奧援，才得以突破。過去，鄰近的中日兩國無意進取臺灣，零散日人與唐人，很難自行在臺建立永久根據地。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於大員沙洲上築造城堡，接上了海上的支援補給線。其後進入臺灣的鄭氏政權，為抗阻清軍登陸，控制了原住民村落與海岸間的中間地帶。至此，原住民已無法利用海岸環境與人數優勢防止唐人滲透。18世紀後，清政府鬆散的海防體制，更無力監視寬廣的臺灣西岸沙灘。大量唐人因而不斷偷渡來臺。要之，當時荷蘭人以先進技術構築的灘頭堡，以及優異航行技術支持的海上補給線，打破了臺灣海岸的自然限制，無意間為唐人移民舖平了移墾臺灣的道路。農墾範圍的擴大，也意味著國家管制亦步亦趨的跟進，終至涵蓋本島大部分平原地區。
五、結論
無疑地，地緣政治為決定臺灣命運的最大結構性力量。但形塑臺灣歷史的關鍵事件，卻常出自機緣湊巧。馬尼拉的颱風、朝鮮派出通信使的決定、暹羅政變造成鹿皮斷貨，都帶有偶然的成分。回顧荷蘭人在臺築城，乃至於殖民的決定，雖然在文化層面殘留的遺緒稀薄，卻是將臺灣捲入地緣政治體系，乃至於後來的國家化/殖民化歷程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隨著唐人移民落地生根，原住民也必須因應前所未有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採取新的生存策略。而唐人不斷湧入臺灣的結果，則使得臺灣歸屬在地緣政治中，取得日益重要的地位。19世紀中期之後，臺灣的國籍歸屬及其引伸出的效應，每每對東北亞、東南亞諸國，造成難以磨滅的影響，至今不綴。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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