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對語言與概念這兩種「表述工具」的批判、修整與改進是人類知識進展的重要關鍵。本文介紹Sally Haslanger對哲學探究的分類，並以其所提出的「改良型」哲學探究以及對「女人」的分析，說明哲學探究中對「表述工具」的修改可以呈現的樣貌。
—————————-
一種回答「哲學是什麼？」的方式是將哲學界定為「哲學家所研究的事物」。哲學家關心的議題包羅萬象，譬如：「我們怎麼知道自己不是處於一個由電腦模擬出來的世界中，或是身在如電影「駭客任務」、「全面啟動」中的情境？」、「AI是否對人類的存在造成威脅？AI帶來怎樣的道德挑戰？」、「什麼是科學方法？透過科學方法所得出的結果就是知識嗎？科學技術會隨時間推衍而有所改變，科學方法是否也如此？不同的學門研究注重不同的方法，其間的差別是否有好壞高下之分？」、「有沒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歧視性的言論也能享有言論自由嗎？」、「謊言跟誤導是否有重要的區別？隱喻、反諷這類的言外之意是如何被理解的？」、「一個小便斗（Duchamp’s Fountain）或是一首無樂音的作品（John Cage’s 4’33）如何可以是藝術？該怎麼理解一個在拍賣會場上被毀損的作品（Bansky’s Girl With Ballon）的藝術價值？」等等。哲學研究的議題與答案豐富多樣，甚至連「哲學是什麼？」也是哲學家們探討的問題之一。
另一種回答「哲學是什麼？」的方式，則是指出哲學研究的特色。牛津大學的Wykeham講座教授 Williamson（2007）認為哲學探究的是事物的本質，而非僅僅只是我們如何用語言談論該事物，或者我們對該事物的概念[1]。然而，不論在哲學的那個領域，對語言與概念這兩種「表述工具」的批判、修整與改進都是極為重要的工作。例如，Frege（1848-1925）的「述詞邏輯」便是一套比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更具表述功能的新的邏輯語言，而Russell（1872-1970）更運用這套新的邏輯語言分析「確定描述詞（definite descriptions）」，延伸發展出語言哲學跟語意學迄今仍持續討論中的多項基本議題。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在人類整體知識研究的發展中，精煉琢磨出「好的概念」往往是讓研究者問出「好問題」、再進一步得到突破性進展的關鍵。譬如：康托（Cantor 1845-1918）對「大小（size）」的分析證明了「無限大」不止有一種，並開啟了集合論的發展；其他例子還包括物理學中對「重量」與「質量」的區別，以及經濟學中「貨幣」的概念等。由此觀之，對「表述工具」的修正、改良，與研究者對事物「本質」的探討，有著相當緊密複雜的聯繫。
哲學探究中對「表述工具」的修改工作有何特殊之處？改良型的哲學探究又可讓我們得到怎樣的反省？讓我以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麻省理工學院的Ford講座教授 Sally Haslanger （2000, 2003, 2005, 2006）對「女人」的分析為例，介紹哲學探究中對「表述工具」的修改可以呈現的樣貌。
Haslanger認為哲學探究可分為概念型、描述型，以及改良型三類（2005, 2006）：
- 概念型的探究（conceptual inquiry）研究重點在於探討我們認為某概念該是如何如何；這類的研究仰賴我們對語言與概念的內省及反思，其研究成果是闡明我們的「顯意概念（manifest concept）」。
- 描述型的探究（descriptive inquiry）研究重點在於點明我們實際上將那些事物認定為某概念的標準範例；這類的研究關注的是語言與概念的實際使用狀況，其研究成果是闡明我們的「操作概念（operative concept）」。
- 改良型的探究（ameliorative inquiry）研究重點在於發掘我們應該使用的概念；這類的研究凸顯出我們討論某事物時的合理目標，其研究成果在於指出最能幫助我們達到該目標的「指標概念（target concept）」。
這三組探究所對應到的成果概念，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各不相同[2]。在這樣的架構下，Haslanger提出了一個關於「女人」的「改良型」哲學理論以及「指標性概念」。她主張相對於生理的性（sex）的女性 （female）概念，女人（women）是一個性別（gender）的概念。Haslanger對女人的定義如下：
S是一個女人，若且唯若（i）S被觀察或想像擁有某些「女性」的身體生殖特徵（如，XX染色體、子宮、卵巢等）；（ii）S因為這些身體特徵，被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視作具有某種實際上被壓迫的社會位階（social position)；（iii）因為（i）跟（ii），S的從屬是系統性的（systematically subordinated）—— S在某個面向（經濟、政治、法律、社會等）上總是被壓迫的（2000）。
Haslanger認為「女人」是分析性地受壓迫（analytically oppressed）：一個不受壓迫的人不會是「女人」，女人必然是受壓迫的從屬者。更有甚者，Haslanger強調她的理論目的在於消除「女人」的存在。
Haslanger的說法顯然改變了日常語言使用中「女人」這個語詞概念的內涵（intension），這是因為（1）我們可以不認為在任何時空、文化、宗教、社會條件中，女人都必然處於被壓迫的從屬地位；（2）我們可認為實際上有不受壓迫的女人（如：位高權重的英國女王、德國總理梅克爾、蔡英文總統等）。但Haslanger的理論並不是一「概念型」的探究（精準指出我們透過內省認為「女人」是如何如何）、也不是一「描述型」的探究（忠實描述「女人」實際上指涉到的對象），她的「改良型」哲學探究重點在於釐清我們究竟想要透過「女人」說明什麼、改變什麼，以及達成怎樣的目標；其真正關切的重點是社會正義，意即透過理論分析，喚起人們對社會建構幽微且系統性的壓迫之敏銳度，並進一步採取行動、改變這樣的壓迫意識與狀態。Haslanger主張的消除「女人」即是要消除因具有某些身體特徵而必須從屬的狀態；分析「女人」的用意正是要喚起人們對不平等現象的思考、進而致力於終結壓迫的現象。
然而給理論貼上一個「改良型」的標籤並不代表它就可以不受批判。Haslagner的理論目標在於爭取社會正義，因此，她所提出的定義是否確實對此目標有所助益，便可作為評價其理論成效的依據。Haslanger的分析還是有（至少）以下三個未解的難題。首先，她自述其分析有兩個要點，一是指出並解釋不平等的現象，二是刺激人們對自身身份的反省[3]。但Haslanger將不平等的社會位階寫入定義之中的作法，即使可以算是「指出」了不平等的存在，並沒有真正的說明究竟有哪些系統性的壓迫、這些壓迫又來自於哪些有形或無形的社會建構（cf. Saul 2006）。再者，將女人定義為分析性地受壓迫並不一定能帶來Haslanger所期許的正面效應；反之，處於從屬地位者可能因此而對自身狀態感到更加無能為力。最後，Haslanger的理論似乎輕忽了自我認同（self-identity）跟團結（solidarity）在爭取正義、對抗壓迫性系統過程中的重要性（cf. Young 1990, Barnes 2016）。對於那些不認為自己是從屬的女性，以及那些選擇改變性別的生理男性而言，Haslanger的定義可能都不甚理想。前者會很難接受Haslanger的說詞——自己「實際上」是處於被壓迫的位階；後者也很難為其信服——自己竟然選擇被壓迫。換言之，人們可能會因為Haslanger對女人的定義與其個人自我認同及評價有著過大的差異，而對其改良型計畫缺乏向心力；而將那些自我認同為女人、深切需要獲得認同的個人排除在女人的定義之外，對凝聚團結與改變的力量並無助益，甚至是違反了Haslanger的初衷（Chen 2018）。正因為Haslanger的理論作為一具有強烈規範性（normative）的改良型哲學探究，所看重的不僅只是象牙塔內的論辯，更有希冀以實際作為影響社會現狀的企圖，對於其理論如何連結到個人的自我認同、落實為可以運用的社群團結，確有作進一步說明的必要。
從Haslanger 理論可開展出幾點延伸性的思考。第一點是關於 「本質」與「表述工具」間的關係。或許有人會認為，女人與女性並無分別，不論我們怎麼談論或思考，都不會改變這樣的「事實」。Haslanger的改良型哲學探究挑戰的正是這種對於「自然/本質」與「社會建構/表述工具」的界線劃分，並且點出人們用怎樣的語言來表達思想、描述現象（特別是在公共輿論中的語言使用）所蘊涵的政治意義。既使語言跟概念與事物本身有所區別， 表述工具不可否認地確實形塑並影響我們對事物的認知、理解、溝通與行動。譬如，「性騷擾」的現象在這個詞彙被創造出來之前已然存在，但人們因為缺乏相關的語言與概念，很難明確清楚地作出表達，更無法透過嚴謹的討論制定出相關規範，這顯示了「命名」的重要；而從「山地人」到「原住民」、從「黑鬼」到「非裔美國人」的轉變則是「正名」的實例。第二，Haslanger的改良型計畫可放在近年一系列關於「後設語言交涉（metalinguistic negotiation）」、「關於概念的倫理學（conceptual ethics)」（Burgess & Plunkett 2013, Plunkett 2015, Thomasson 2017 ）討論中[4]，以此一鮮明的範例，作為進一步探討如何理解哲學、以及所有學術研究中皆頻仍出現的同儕爭議（peer disagreement）之素材。最後，Haslanger對哲學探究的分類，除了幫助我們正視並釐清脈絡（包括社會環境、制度、參與者、評價者）對理論的影響， Haslanger提出的區分更可被視作一組涵蓋範圍更廣泛的座標，供研究者思索其（個人、團隊、學門）工作的特色，以及與其他研究活動的關聯。
References:
Barnes, Elizabeth (2016). The Minority Bo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rgess, Alexis, and Plunkett, David (2013). Conceptual ethics I. Philosophy Compass 8 (12): 1091–101
Chen, Hsiang-Yun (2018) “Women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CCPEA.
Haslanger, Sally (2000). Gender and race: (what) are they? (what) do we want them to be? Noûs 34 (1): 31–55.
Haslanger, Sally. (2003). “Future Genders? Future Races?” Philosophical Exchange 34:4–27.
Haslanger, Sally. (2005).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The semantics and politics of social kinds. Hypatia 20 (4): 10–26.
Haslanger, Sally. (2006). What good are our intuitions?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social kinds.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80 (1): 89–118.
Plunkett, David. (2015). Which concepts should we use? Metalinguistic negotiations and the methodology of philosophy. Inquir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58 (7–8): 828–74.
Saul, Jennifer. (2006).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Social Kinds: Gender and Race.”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106(1):119–143.
Thomasson, Amie. (2017). “Metaphysical Disputes and Metalinguistic Negotiation.” Analytic Philosophy 58(1):1–28.
Williamson, Timothy. (2007.) 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 換言之，Williamson認為儘管哲學研究對語言與概念的掌握能力有高度的要求，語言與概念本身並不能給出哲學問題的答案。不過，對語言與概念精確的要求，例如細緻分析論證中前提跟結論之間的關聯，對哲學討論仍是有益且重要的。
[2]以「民主」為例，其「顯意概念」可能涵括定期舉行選舉、每人有相同的投票機會、票票等值，且人們不受脅迫、可自主決定等；若實際檢視一般人對民主的「操作概念」，其內涵可能僅僅要求定期的選舉。民主的「指標型概念」則取決於討論者的目的——可能是直指現狀的缺失、可能是強調民主的理想狀態；與此同時，一個有選舉制度且投票率與得票率均高的高壓統治政府，也可藉由提出某種「指標概念」來證成自身的「民主」。
[3] Haslanger (2000), p. 36, p. 47.
[4] 譬如：‘A metalinguistic negotiation is a metalinguistic dispute that concerns a normative issue about what a word should mean, or, similarly, about how it should be used, rather than the descriptive issue about what it does mean.’ (Plunkett, 2015, 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