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銘崇副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

　　過去一個禮拜，本所負責環境教育的人打了兩次電話給我，希望我以撰寫自我環境教育聲明的方式來完成今年份的環教。連番接到這種電話其實心理很不舒服，就好比在中國被「街坊委員會」的老太太們盯上一般，隨時注意全院還剩幾人未完成環教，特別是去年未完成環教的那個頑劣分子。當然這種感覺影響到個人研究的情緒，所以，就倉促決定寫一個不情不願的自我報告書上繳，希望圖個耳根清淨。但是，繳出以後的心情卻如同冬季最後落下的一片葉子，擔心萬一冬天過後春天卻不來到。這也許是杞人憂天，但是以臺灣目前的政治空氣，春天一定會回來嗎？

　　繳交自我環教報告是我在前一篇投書中自己表示今年會做到的，今年本院安排了很多很好的演講、活動，並且容許自我環教。按理，我好像不應該再對環境教育有何抱怨，應該乖乖的就範。不過，我對於環境教育的主要質疑，從一開始，就不在其內容，而是那種近乎中國共產黨式的裹脅方式，特別是假裝在沒有百分之百達成時要處罰主管，但是即使在本院研究人員好像有獨立自主行事的權力，事實上會被「處罰」的絕非主管，最終會以某種型式轉嫁到當事人身上。而且「街坊委員會」們—那些奉公守法的公務員們—會一再地提醒你，明年不可如此喔，而不是去想這個法律到底有沒有問題。總之，我所反對的從來就不是環境教育，而是環境教育的手段。我認為在真正的民主國家中不可能有執行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而主管者必須受罰的道理，我很希望本院有那個知識分子，當著我的面告訴我，這在民主國家中是正常的—我從來的擔心都是「這會是走回威權的一小步嗎？」

　　我反對實施目前這種環境教育的理由之二是它的虛偽性。舉個例子，臺東縣每年的環境教育的執行率一定是百分之百，但是臺東縣政府在美麗灣案中以拙劣的手法操控環境影響評估，讓建商就地合法化，民間批評的聲浪不斷，但中央政府單位，採取了什麼行動？試問這樣的環境教育功能何在？我們也都知道核四的興建已經沒有需求面的壓力，而且即使再投資個幾百億，沒有人敢保證它可以商轉，更沒有人敢保證它的安全性。這難道核能安全不是環境問題？但是有權力決定是否應當續建的執政當局與立法院的多數黨，他們也都完成了環境教育了吧？但是卻裝瞎繼續提出與通過預算。核心的問題就出在執政者與多數黨並不是真正對於環境教育有心，環境教育只是個幌子，只是個看板，昭告天下，我們有環境教育，而且百分之百達成。但是利字當頭時，行動的方向呢？我希望有那個環保團體告訴我，這是你們所希望的環境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