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當中研院王院士的學生是1978年的事。是本院近史所的張朋園教授當師大歷史所所長時，邀請他到師大開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課；當時我是師大歷史所博士班的學生，選修了這門課。王業鍵教授在那次返臺期間，還停留在本院經濟所約有兩年的時間從事十八世紀中國的糧價研究，我曾是計畫助理。王業鍵教授之後返回美國Kent State University教書，我則在他、劉翠溶教授及李國祁教授的推薦下到了哈佛唸書。之後我的研究在以下兩方面深受王教授影響：

　　1. 銀及貨幣史的研究：在臺灣有關中國銀或貨幣史的研究，是由全漢昇教授在臺大經濟系及本院史語所期間開始的，王業鍵教授與陳昭南教授都接續這方面研究。在我以十九世紀前期的政治經濟思想為範圍選取哈佛博士論文題目時，王教授貨幣史的教導使我注意到這段期間一場有關銀及貨幣的大論戰。也受王教授影響，相對其他處理清代政治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我更注意到現實貨幣經濟與思想發展的關連。因為白銀在當時是一種全球性的通貨，這也幫忙我看到全球史與中國史的關連與對照。

　　2. 清代區域間財經政策的研究：王教授在哈佛出的專書，經過很繁密統計指出乾隆年間最主要的稅源─—田賦，只佔國民所得約2%，這其實顛覆了很多人以為傳統中國政府是大政府的誤解。在大經濟體中的小政府有賴區域間財經政策的特殊安排。我指導學生有關清代票商、驛遞制度、馬政及協餉的研究，都是這種學術興趣的延展。

　　我2014年8月31日要交給國史館的一篇論文讓我驀然了解1978年王教授在我們中國近代經濟史課堂上的一個期末考題─—1935年的法幣改革何以成功？又咸豐朝貨幣改革何以失敗？1935年的法幣改革成功，是中國換取物資對日作戰勝利的重要基礎。其成功的關鍵在於：美國以較好的價格購買中國收歸國有的白銀，中國再以美元或英鎊支撐法幣的信用；英國領導在華外國（日本除外）銀行接受法幣；以及之後來自美國與英國的借款。1935年以後中華民國政府與英美的貨幣合作是咸豐朝所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