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會議活動報導◆◇ 第二十二次院士會議主題演講: 從「現代化理論」的爭議到「現代性」之批判與探索 人文組：金耀基院士 今天我有機會在這裡作主題演講，感到非常榮幸。中研院安排這 次演講要我以「從人文科學方面之發展，看人類未來，全球變遷及 其對台灣的啟示」為主題，自定一個題目。很坦白說，我對這個任 務感到十分惶恐，因為這裡所指的「人文科學」，我相信，是包含 了「社會科學」的。我是從事社會學的，即使對社會科學千門萬戶 之發展，已感掌握之難，更何況在人文學科方面的了。不久前一個 由華勒斯坦 (I. Wallerstein)為主席的十人組成的哥賓根委員會提 出了一份名為「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 Report of the Gulba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頗發人深思，但對 社會科學之發展的分析，也未見全面與周全，當然更未正面觸及人 文學科的領域了。誠然，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這二個知識領域，自 二次大戰以來，發展之大與方面之多元性，實不是三十分鐘內可以 講得清楚，更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勝任，思之再三，我決定用「從『 現代化理論』的爭議到『現代性』之批判與探索」為題，作一簡單 報告。這個題目無可否認是偏向社會學為內涵的；但它涉及的實際 上是多學科的研究焦點之一，同時，它在某程度上，也是跨越人文 與社會科學這二個領域的。不寧惟是，這個題目確然關乎人類未來 ，全球變遷並對台灣應有一定的啟示。 一九四五年之後，社會科學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與世界 政治結構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世界上出現了兩大新的地緣政治 格局，一是美蘇之間的冷戰對壘，二是非西方民族從殖民地統治中 解放出來。二次大戰後，美國脫穎而出，她不止擁有無比強大的經 濟力，而且有一宗教式的樂觀自信的政治意志去重建大戰後的世界 新秩序。美國當時在大學系統上獨領風騷，而社會科學更獲得前未 之有的擴張。美國社會科學對於新世界秩序的建構，在學術上發展 了「現代化理論」。當然，現代化問題的探索可遠溯到歐洲啟蒙運 動，甚至更早。但現代化理論則是美國的特產，它相信通過科學的 啟蒙，個人的自由化，可以實現世界性的進步的遠景。它把現代化 的基調定在工業化（經濟發展）上，並認為工業化含有一個內在關 連的成長模式，不同社會或國家，最後都會產生某種劃一性的社會 ，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結構。現代化的根源是理性化，它的信念則 是一種「發展」的意理，而推動現代化理論不止是大學裡的社會科 學家，也是民間的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在這方面扮演了特別的角色 ）。現代化既是美國社會科學的一種理論，也是美國的政府與民間 （基金會）的一種政策。一方面，它成為或被視為對抗共產主義擴 張的一個競爭的學術綱領。經濟學者羅斯托(W.W. Rostow)在一九六 零出版享有盛名的《經濟成長的階段》一書即是現代化理論的經典 文獻。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的副標題是「非共產主義宣言」(A Non-Communist Manifesto)。共產主義像資本主義一樣，也是啟蒙 之產物，二者都重工業化，都信世界的進步性，都有一種普遍主義 的信念，不過後者更多烏托邦色彩。現代化理論在某個意義上是西 方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競賽的學術策略；另一方 面，現代化理論對所謂的第三世界提出了發展的藍圖，用科學理性 來消除對現代化的障礙，包括迷信、偏見與傳統，並使非西方社會 納入到世界史中。 二十世紀中葉後，全世界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或自願或被迫地捲入 到現代化的浪潮中，現代化成為西方與非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者的 共同語言，墨西哥詩人，一九九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斯 (Octario Paz)說：「我們命定地要現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ation)，這道出了許多國家，特別像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國 ，走上現代化時的心境。的確，德國哲人康德所提出的「普世史」 (Universal History) 的觀念在二十世紀強烈地表現在「現代化理 論」這個科學典範式的宣稱中。現代化理論是以科學的語言，價值 中性的立場，歷史之方向性的進步信念，樂觀地宣稱人類將會進入 普世性的現代歷史階段的。 「現代化理論」在五、六十年代盛極一時，七十年代後則開始受 到質疑，引致不斷爭議，最後則減退了它的吸引力。現代化理論之 所以由盛而衰，不止由於來自學術上的挑戰，也緣於來自現實世界 實踐的反彈，在現代化如火如荼發展的過程中，發達國家中出現了 「去現代化」(de-modernization)現象，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反 現代化」 (counter-modernization)運動。生態環境的危機，地球 意識之興起，是對浮士德式「敢將日月換新天」的現代化精神所造 成「發展悲劇」的反噬。在學術上，現代化理論受到種種挑戰，在 根本上，現代化理論所採的自然科學的方法論的實証主義已因科學 哲學新觀點之出現而動搖，社會科學中「詮釋學的轉向」 (hermeneutic turn)使現代化理論在學理的訴求上受到冷落，另一 個關鍵性的挑戰則是「現代化理論」背后的「西方中心觀」（或更 確切地說「美國中心觀」）的偏執，毋庸諱言，現代化理論自覺地 與不自覺地擁有一種以西方特定時空中的社會形態（以自由主義的 民主原則為主軸的資本主義形態）為最後模型的思維方式，也即是 西方的「特殊主義的普世化」（ Universalization of particularism)。現代化理論這個「種族─文化的中心觀」不止使 現代化運動在非西方社會引起抗拒與挑戰，而且連對「現代性（ modernity）」這個概念之正當性與可欲性也產生疑問，但現代化理 論雖一時消沉，社會科學中仍以現代性的組成要素，如工業化，國 家建構，都市化，市場發展等科目繼續在大學中存在。更值得一提 的是，九十年代初，東歐與蘇聯共產主義之解體，使現代化理論再 度變得有說服力。再則，東亞四小龍與中國大陸近十五年之發展， 也使現代化理論獲得重要的經驗支特。 儘管「現代化理論」受到嚴厲的質疑與挑戰，但現代化在經驗上 卻已是一「全球化」的現象。現代化所帶來的是一個在本質上有異 於「前現代期」的文明建構，它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新文明，這個以 韋伯 (M. Weber)所指的「工具理性」為基軸的新文明即今日學者論 述中所稱的「現代性」。無可否認，今日展現在發達國家或部分非 西方國家的「新文明」迄今是唯一的「現代性」的形態，而它是源 於歐洲的啟蒙的理性運動的。有趣的是，就正當現代化從西方向世 界各地四射擴張之際，，西方為數不少的人文與社會科學者不止對 「現代性」進行深入的反思與批判，有的甚至已喊出「現代性的終 結」的聲音。對現代性批評最烈的是八十年代風行一時的種種式樣 的「後現代化理論」，後現代論者對於十八世紀啟蒙以來現代主義 者所憧憬的道德與社會的進步觀，個人自由與社會幸福的希望，予 以毫不吝嗇的嘲諷，他們對理性主義，人類總體進化的普遍性的宣 稱都一一予以揚棄。站在捍衛啟蒙立場的現代理論則抨擊后現代者 的相對主義，非理性主義及虛無主義。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論爭， 沒有也沒可能有結論。無論如何，後現代理論在解構啟蒙的意識型 態上產生深遠影響，不過，它們對「後現代」都沒有能提出系統的 社會理論，至於如何建立「後現代」的策略，也虛弱無力。在這裡 應指出，與「後現代」運動有密切關係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性別研究及「非歐洲中心主義」的研究上，對於「現代 性」之批判提供了重要的思維。「文化研究」是以打破人文學科與 社會科學疆域的方興未艾的一個「準學科」，它在對於西方現代性 之外的「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之探索上，有不可 忽視的潛力。誠然，對人文與社會科學界來說，今日學術議程上最 重要的課題之一，恐怕就是「另類現代性」的探索了。這對於東亞 ，特別是對於台灣來說乃是一個關乎生存意義與價值的大課題。東 亞社會，包括大陸與台灣，都處在現代化的軌道上，在社會巨大的 形變過程中，已浮現出一個中華新文明的格局。大量的經驗資料顯 示，東亞的現代性在很多地方具有西方的現代性的一些性質，包括 工業化、都市化，社會組織，職業結構與生活型態。應指出者，東 亞已十足地進入現代化的全球化過程中，它不止已被納入到世界的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價值觀念上，原初西方啟蒙所標舉的觀念如 人權、自由、民主、平等乃至今日西方主張的同性戀權利、性解放 也越來越為東亞所接受或容忍，這即是說，「西方的」現代性展現 了潛在的「普世」意義。不過，顯然的，世界並未出現「單一的現 代文明」，東亞的現代性儘管與西方現代性有一些「共相」，但透 過其現代的共相的表層，我們看到的卻有源於因文化傳統的「干與 」或「交涉」所產生的異質性格。這對於處於急劇現代化過程中的 台灣來說，應該有一深刻的啟示。台灣的現代化是中國尋求新文明 秩序的一個組成。四十年來，台灣進行的一場持續性的變革與轉化 ，在骨子裡是在建立一個現代文明的新格局。一點不跨大，台灣正 處於一個由傳統的文明秩序向現代的文明秩序轉化的歷史時段，無 可否認，現代化出現在西方一般通有的病象，台灣也沒有幸免；工 具理性在國家政策乃至社會生活上都有膨脹脫韁的趨勢，在強勁的 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出現了公正及人與自然關係的扭曲 ，市民社會與國家體系間互相滲透的緊張。在價值規範領域方面， 也出現犯罪率，離婚率的增加，家庭倫理受市場理性侵蝕等。我們 看到，近十年來台灣的學術文化圈對於「現代化」理論的質疑，對 於「現代性」的批判，與西方學術文化圈不止在論述上有共通的語 言，並且具有切身的經驗實感。在我看，台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對 於台灣的現代性或新文明秩序的建立，除了批判與反思的理論性實 踐外，還可以在策略實踐上有所貢獻。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在東亞 出現的所謂「亞洲價值論」，如果僅用來為東亞現代化之「不合理 」現象作正當性的護符，那將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反之，如果作 為一種建立「更合理」的「現代性」的反思的資源，那麼它可以為 探索「另類現代性」者提供極具吸引力的啟示，也即在世界的多元 現代性思維架構中，台灣將會發展出為中華新文明格局提供一個具 有典範式意義的現代性的可能。這不僅是一個學術上的挑戰，也是 對我們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現代文明社會的思維的挑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