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

  訪歷史學院士張玉法教授

      近代史研究所林惠玲採訪編寫

      他，七七事變發生的前三年出生於山東；一九五九年畢業於臺灣
    師範大學史地系，獲學士學位；一九六四年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研
    究所，獲碩士學位；一九七○年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研究
    所，獲碩士學位。曾任基隆中學史地教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師大、政大、臺大歷史研究所
    兼任教授。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一職於四年前卸下，一九九二年當選
    為本院第十九屆院士。

      動蕩童年興趣初顯

      張先生來自山東台兒莊附近的一個小鎮。在他幼年的鮮明記憶裡
    ，從炮彈坑洞裏爬出來的印象最為深刻。小學三年級的暑假（民國
    34 年8月)日本投降，方才結束八年長期抗戰，共產黨旋即在鎮上開
    始清算鬥爭。於是，他隨學校流亡，成為山東七、八千名流亡學生
    中之一員。隨著政府的播遷，他們於湖南停留半年，又南遷至廣州
    。在南行的火車上，親眼目睹吊掛車窗外之逃亡難民，於經過隧道
    時，不幸墜落喪生之慘劇。一個多月後，隨學校撤退到澎湖。當時
    的澎湖有若一座荒島。一天，澎湖防衛司令部突然把這群流亡學生
    集合起來，按高矮順序排列。張先生因年紀小，個子不高，排得較
    後面。結果，前段高個兒全被編成軍隊；其餘的因年紀小，不適合
    當兵，得以繼續念書。此一轉折，正是張先生走向研究之路的重要
    關鍵。

      民國42年寒假，學校遷往彰化員林，兩年後考上師大史地系。問
    其為何選擇史地系時，張先生笑著說：「因為歷史可以知古今，而
    地理可以知中外，史地系正符合我求知的需要。」讀書是張先生的
    興趣，大學時，曾協助友人編寫戰史，這可說是他首次嘗試做研究
    工作。之後，考上政大新聞研究所，但張先生不喜歡擔任記者、編
    輯方面之職務，仍覺得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做研究。

      赴美進修思想大開

      民國53年（一九六四年）入近史所工作，從整理外交檔案、調查
    近代史料做起，並接受郭廷以先生之指示，利用晚上做研究。自此
    揭開他二十世紀中國史研究之序幕。

      張先生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史的第一個專題是「清季的立憲團體」
    。在他寫立憲團體時，由於福特基金之贊助，得以前往美國哥倫比
    亞大學進修。「哥大一年半的學習生活，對我的影響很大。」張先
    生沈思著，娓娓細說道：「是一種世界觀的改變，突然間思想開闊
    了。美國非常自由，學術界海闊天空，絕無政治干擾學術。一時之
    間也使我想為社會做很多事。」回國後，馬上著手進行三件事：一
    是將清季的立憲團體書稿修改，整理出版；二是進行清季革命團體
    之研究；三是籌劃民初政黨的研究。此外，還幫書店編書，並在政
    大、台大、師大等研究所開課。民國62年8月，近史所進行集體研究
    計劃──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張先生選擇了他的故鄉──山東
    省作為研究範圍。區域性研究計劃完成以後，近史所又進行全國性
    之現代化研究計劃，張先生選擇了工業化作為研究範圍。沒想到這
    兩個大計劃竟「把人給做老了」，四十三歲那年，他戴上了老花眼
    鏡。

      民國74年，張先生擔任近史所所長之職。任職期間致力於研究環
    境之改善，包括圖書之大幅增購、電腦化之推動、研究大樓之興築
    、制度之建立、延攬博士人才、鼓勵同仁出國進修等。為求學術國
    際化，張先生極力推動國際學術合作關係，如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亞洲研究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文學
    部等簽訂合作協定，並定期派同仁前往研究。此外，哈佛大學與近
    史所原就維持著很好之學術關係，續為學術合作的重點。民國80年
    卸下所長之職，又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工作。次年，承院士先生
    們的厚愛，當選為第十九屆院士。

      教育獨立	學術自由

      人皆有夢，張先生的夢泰半與其所受之挫折有關。一九五○年代
    到一九八○年代的臺灣，研究現代史是非常危險的。書有被禁的危
    險，人有被捉的危險，即所謂「白色恐怖」時期。史學禁錮已久，
    研究工作者如饑如渴，藉與國外學術交流之機，呼吸些新鮮空氣。
    一九八九年大陸開放後，張先生積極推動與大陸學術交流。他認為
    ，清朝和民初時期之檔案多數在大陸，站在學術立場，有必要與大
    陸交換資料。歷史是不能空談理論的，歷史講求的是實證，各方面
    的證據均需蒐集。張先生道：「在教育和學術上，我是蔡元培、胡
    適的信徒，我希望學術能夠自由、教育能夠獨立。」

      「教育獨立、學術自由」－－最早由北大校長蔡元培於民國初年
    提出，後來胡適繼續發揚。張先生也認為：教育、學術不應淪為政
    治之工具，需有其自主性。教育與學術機構欲教育什麼、研究什麼
    ，政府當提供充足之經費，但不要干涉。國民黨、共產黨、甚至還
    沒有執政的小黨派，都把教育和學術作為政治工具，各行各業不知
    到什麼時候才能真正擺脫政治的控制。

      教育獨立、學術自由，還有一層意義，即教育機構能負起教育高
    等人才的責任、研究機構能進行高深研究，在人才和設備上，都可
    不必仰賴外國。張先生衷心希望，從學術到社會各行各業，都能有
    一個獨立自主的發展空間，不要受到政治的干涉，但政府應幫助建
    立獨立自主的發展條件。

      歷史評價	推動進步

      在結束訪問之前，向張先生提了一個思考已久的問題──有人說
    ，歷史是個包袱，學歷史會使人保守，您的看法呢﹖「恰恰相反。
    」他續說道：「學歷史的人是進步主義者，而非保守主義者。」何
    也﹖他解釋：「許多事物把它放到歷史上看，可能是一點意思也沒
    有；歷史所強調的是創新的事物，是真正能給國家社會留下些什麼
    貢獻的事物。所以歷史是進步的，比較強調的是突破的、創新的事
    物，而不是守成的事物。」「有人說：我們正在寫歷史。但自己想
    要寫的歷史，有沒有真正創新、有沒有錯誤，還得留待將來史家們
    的批判。」

      研究史實	尋訪史跡

      林語堂曾說：「生活是一種藝術」，而張先生更認為「做研究是
    一種生活」。在他的研究成果中，《先秦時代的傳播活動及影響》
    、《辛亥革命史論》、《清季的立憲團體》、《清季的革命團體》
    、《民國初年的政黨》、《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
    《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等是學術論著，《中國現代史》、《中國
    現代政治史論》等則是他累積數十年教書經驗編寫而成的。其中《
    中國現代史》出書不久，警備總部即欲查禁，主要的理由有二：一
    是該書使用了西元紀元而非民國紀元，二是書中直稱孫中山而不稱
    國父。張先生遞書抗辯、據理力爭，並有學者從中疏解，方得以息
    事。沒想到查禁的風聲不脛而走，該書成了暢銷書。最近他寫成《
    近二百年中國史：民國篇》，將可取代《中國現代史》，對一九四
    九年以後之史實有所補充。

      張先生的研究生活主要花在史實重建上，他說：「史料散失頗多
    ，不得而見者亦不少。在獲得的史料中，有無意之錯誤、有有意之
    造假。重建史實、蒐集史料，需細大不涓；思考問題，需廢寢忘食
    。」除研究生活外，旅遊是張先生生活的另一面。「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張先生已走遍美、歐兩大洲和中國大陸各省區。旅遊不
    僅可以尋訪史跡，且可觀山川形勢。在親身尋訪史跡之時，一幕幕
    的歷史，歷歷在目；歷史的痕跡，毫無保留地呈現眼前，那種感受
    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歷史之可愛及迷人，也許就在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