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

  悠遊書海、孜孜不倦之學者－杜正勝院士專訪

      近代史研究所陳雅鈴

      杜先生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同時，也是本院院士。

      從一位台大研究生踏入研究領域至今二十一年中，其研究斷代係
    以中國古代史為主，首先側重商周，尤其是周代；爾後再往前溯及
    新石器時代，向後延伸至秦漢。雖然所研究的時間、範圍有所延伸
    ，但其研究主體卻始終未變----即社會史之研究。回顧台灣四十年
    來的教學研究，社會史算是歷史學中較弱之一環，原因在於中國社
    會史發展，原與左派史學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在五○年代及稍後的
    台灣是有禁忌的。而杜先生在七○年代初，選擇社會史作為研究主
    體，其轉折點何在？他又如何檢討左派史家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
    認定而提出何種新的解釋呢？他近來的研究，表面上仍是中國古代
    社會史，實際上，研究重心已由結構性研究轉而對文化、心態領域
    之探索。究竟是什麼樣的領悟促使他的新思考，來重塑“新社會史
    ”之內涵？他對未來的自我又如何期許？本文試著追索這位年輕院
    士在學術領域中的心路歷程。

      學生時代之鍾愛

      自大學時代開始，杜先生便非常喜歡中國古代史。一方面是由於
    二十世紀以來，古代中國歷史之研究發展澎湃；另一方面則是因為
    年輕時所熟悉的名家，如胡適、傅斯年、錢穆、顧頡剛等先生，皆
    研究古代史，故直覺認為中國古代史值得研究。於是，在大學選修
    斷代史時，以“中國上古史”為主修，可見其對古代史之鍾愛。

      至於如何走上社會史之研究？杜先生自承，他並非一開始就喜歡
    社會史。當時一般青年都喜歡談思想，杜先生也不例外，故於研究
    所初期著手先秦思想史之研究，並發表〈墨子兼愛非無父辨〉一文
    來為墨子辨白。此篇學期報告刊登於台大史研所刊物《史原》第三
    期。不過，他在涉獵思想史之過程中發現，唯有先深究時代及社會
    才能夠了解當時思想家的觀念和主張。於是，便暫時擱下思想史，
    而將注意力放在社會史上。這種由思想史轉入社會史之研究，其轉
    折是在研一至研二時。準此，學生時代之鍾愛－中國古代史及社會
    史，就此確立。

      對左派史觀之反駁－－城邦論

      在確定中國古代社會史之研究方向下，研二的他便經常到中研院
    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當時對他發生啟發作用的專書
    ，包括：李宗侗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史》、瞿同祖先生的《封建
    社會》，此外，還接觸到中國大陸相當豐富而齊全的歷史考古文獻
    ，尤其集中注意左派史家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之解釋。左派史家以
    馬克思史觀為架構，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性質不是奴隸制，就是封建
    制（此封建係指傳統中國二千年，而非周代的封建）；也有以“亞
    細亞生產方式”來建構中國古代社會。杜先生對於這樣的解釋並不
    滿意。他認為古代政治社會的特點在城邦，故提出“城邦論”以反
    駁左派史觀。其碩士論文：＜城邦國家時代的社會基礎＞即是對此
    問題之反思的具體成果，後來修訂出版成為《周代城邦》。

      公費留英－－學習細微資料建構小型社會

      1974   年，杜先生考上教育部公費留考，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London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s，簡稱 LSE
    ）攻讀英格蘭中古史。該校素以經濟學著稱，也有相當豐富的經濟
    史資料。杜先生得在探究莊園經濟課題時，學習到如何以細微資料
    建構小型社會之方法。  1976 年接受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之聘請回
    國，開始為期四年的教書生涯，直至  1980 年夏天進入史語所，正
    式開展專心研究的階段。

      八０年代思想之建構－－由“編戶齊民”到“新社會史”之研究

      進入史語所後，在研究方法上，有一突破，即開始運用大批新出
    土的考古資料，配合傳統文獻來探索“古代社會與國家”。這種結
    合出土資料與傳統文獻之方法，係來自史語所前輩高去尋先生不斷
    啟迪的結果。當時致力的課題在春秋晚期城邦社會崩潰後，如何形
    成統一的秦漢帝國。而《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
    一書便是該問題之解答。「編戶齊民」的中心思想，雖在於說明傳
    統政治格局之基礎及社會結構之特質，實質想突顯的是，無名庶眾
    默默的歷史貢獻。本書看似政治社會史之取向，實則流露出作者對
    人民歷史之關懷。此外，在探究城邦理論的同時，杜先生將研究觸
    角再向前延伸，由周代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意在「從村落到國家」
    的架構中發現中國遠古社會如何經由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到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而形成三代的城邦
    。

      相對於「周代城邦」或「編戶齊民」的研究，八０年代後半期，
    杜先生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如何使歷史研究兼具「骨骼」與「血
    肉」。1986年杜先生在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上發表〈周禮身
    分制之確立及其流變〉一文，文中提到「研究周代歷史,若不觸及禮
    制，即使建構其骨架，猶有缺少血肉之憾。軀殼雖具，而遺其精神
    」。由於有感於他過去的歷史研究較側重政治、軍事、經濟及狹義
    的社會層面，即屬於所謂「骨骼」的部分，覺得他建構的歷史還不
    夠真實、深入，於是杜先生開始擴展研究領域，將目標放在不同時
    代人民的生活、禮俗、信仰和心態上，此即「新社會史」觀念之成
    形。連同在九０年代初寫的論文包括：〈從眉壽到長生〉、〈形體
    、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生死之間是連
    續或斷裂〉、〈內外與八方----中國傳統居室空間的倫理觀和宇宙
    觀〉。由上述論文之用心，不難看出，杜先生致力整合醫療、思想
    及信仰以探究古代人的生命觀，或由中國的建築佈局來看中國人的
    社會觀及宇宙觀。這種結合各層次的研究，正是在舊有歷史研究之
    骨架上，傅以新社會史的血肉，偏重探索一個社會裏人們的生活、
    禮俗、信仰與心態，以期使歷史學成為一門有骨有肉、有血有情之
    知識。

      九０年代之思考取向及未來之自我期許

      承續八０年代下半葉對「新社會史」之思考，杜先生在	1992 年
    與所內同仁邀集一批對醫療史有興趣的年輕學者和學生，組成「疾
    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從醫療的角度致力研究社會文化的歷
    史問題。杜先生在其論文〈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中提到，「我們
    研究社會的著眼點在於人民的歷史，故把醫療史當作社會史來研究
    ，以彌補以往史學的缺憾，使歷史研究能真正落實到具體的人生問
    題」。準此，九０年代的思考取向正是充實「新社會史」新研究領
    域與內涵的探索，而且重視不同知識領域的交集地帶，開發新的課
    題。

      九０年代杜先生對中國歷史的大架構有進一步的具體發展。八０
    年代他考慮的時間架構，站在「現代」把將近萬年的中國文明劃分
    為原始、古典、傳統三大階段，此時放進空間因素，提出“同心圓
    ”的架構，即以中國本部為中心，一圈圈往外劃，觀察中國與周邊
    地區的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此觀念可溯及七０年代劉崇鋐先生交
    代翻譯一本漢學名著：《中國與伊朗----古代伊朗與中國之文化交
    流》（  Berthold Laufer, Sino - Iranica）。在翻譯過程中，杜
    先生體會到中國文化有許多東西來自域外，一般習焉不察，就當作
    中國原有的東西。現在他重拾此一體認，想以中國為中心，並推往
    中國周邊之北亞、中亞、西亞和東南亞之研究。他相信對周邊的了
    解愈多，便更能了解中國。從世界史或亞洲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史，
    具體的研究有〈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

      當問到對未來之自我期許時，杜先生表示，仍將持續新社會史課
    題之研究，希望把“中國古代生命觀”和“由考古所見歐亞草原文
    化的關係”寫成專書。而「編戶齊民」中所留下的另一課題，即探
    討經濟力量所造成社會不平等的“羨不足論”，也期望能早日完成
    。杜先生認為這一生他衷心關懷的課題是“古典與傳統”之探究。
    他說，任何時代的人所站的時空位置皆是現代，任何人所研究的「
    古典」都是從現代看到的古典，所研究的「傳統」也是從現代看到
    的傳統，他的學術天地和生命趣味是古典、傳統和現代交織成的，
    最近策劃的電視劇《孔子的故事》即是一個例證，在歷史考證的原
    則下注入他的生命領會，以解釋孔子的心境。

      後語－－歷史家也應該是旅行家

      杜先生有沒有休閒生活？有人一定會感到好奇。他喜歡旅行，而
    且認為歷史家也應該是旅行家。將近二十年前，隻身橫走南歐、南
    亞，從倫敦出發，經法國、義大利、希臘、土耳其、伊朗、阿富汗
    、巴基斯坦到印度的加爾各答，一路乘火車、汽車和輪船，走了七
    十天才飛東京、京都。他觀賞過埃及南北古蹟，到過約旦河西岸和
    耶路撒冷，曾踏尋釋迦牟尼和耶穌的足跡，走過長城內外，大江南
    北。他喜歡個人旅行，品嚐孤獨漂泊的滋味。他愛自然風光，但最
    好又有文明古蹟的地方，至今猶以未能走過孔子浪跡列國的路途為
    憾，也以未到中南美洲認識印第安古文化而耿耿於懷。

      當然，大多時間他都用在閱讀和研究上，寒盞燭光，夜伴蟲鳴，
    信守學術研究的清寂。他最愛悠遊於書海，每有發現，不禁雀躍心
    喜。他以能得到良師益友及與識或不識者交流為樂。杜先生偶而也
    會對國家社會面臨的問題發表評論，貢獻意見。他辦行政不久，開
    始推動史語所的一些制度改革，以期落實「學術至上」的理念。他
    鞭策自己永遠是一位學者、一位讀書人，相信個人的學術如果落伍
    便沒有資格領導同仁。杜先生對於知識探索的執著以及對學術研究
    的使命感，大概是讓他至今還孜孜不倦、沈潛於書齋的原動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