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社會學發展的學術與社會意義 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瞿海源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十日於朱家驊先生誕辰紀念會中講 今天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成 立一個月時，於中央研究院朱故代理院長的紀念日，來講社會學發 展的學術與社會意義。 社會學在臺灣經過近四十年的持續而慘淡的經營，在近十多年來 有了快速而穩定的發展。在國內外獲得博士學位的社會學者自十位 不到增加到一百多位，一個有蓬勃生機的學術領域已經形成。中央 研究院成立社會學研究所不只是水到渠成，更有積極促成社會學進 一步發展的重大意義。我們身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者，也是社 會學界的一份子，除了歡欣鼓舞迎接社會學所誕生外，也願以真誠 認真的態度，與國內社會學同仁共同推展社會學的研究。 回顧與展望社會學在臺灣的發展，大致上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在 草創時期，社會學系設立確實經歷了一段艱難的過程。東海大學成 立社會學系和臺大成立農業推廣學系後，陳紹馨、楊懋春和龍冠海 等社會學教授推動在臺大成立社會學系，卻因政府懷疑社會學乃是 社會主義，以沒有經費為由加以拒絕。後來居然是在美國亞洲協會 提供經費和人力資助下，臺大才成立社會學系。更重要的是，即使 有幾個大學設置了社會學系，卻一直受到相當的輕視，早期的發展 可以用慘淡經營來形容。其間，社會學在政治上不為當道所接受， 雖未發生像中國大陸完全斷絕社會學研究和教學那樣嚴重的事情， 但社會學在政治壓力下的發展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教育當局又將學 術性的社會學和專業性的社會工作合併在一個系裡，甚至到現在還 不准國立大學將兩者分開，自然就影響了社會學和社會工作兩方面 的發展。 在這樣艱難的情勢下，社會學人才的培養也就很不理想。這種情 況到了第三期，即一九七０年代末才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在美國獲 得博士的社會學者陸續回國，到一九七九年時，約有六位，一九八 ０年代增加了四十位左右，到一九九０年代前半則又再增加了近六 十位。這個增加的趨勢雖然與臺灣學界整個的擴充有關，但也有其 獨特的原因值得探討。因為在同一個時期學者總人數增加了百分之 五十左右，但社會學者卻增加了兩倍以上。不論社會學者人數增加 的原因為何，一個充滿活力的學術社區終於形成，社會研究的發展 也終於漸入佳境。在社會學研究的領域上也大大地獲得擴展，現在 已開展的研究領域包括了人口、家庭、社會階層、社會流動、族群 關係、都市、鄉村、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中產階級、勞工與 勞動過程、農業與農民、社會組織、企業組織、宗教、兩性、社會 變遷與發展、歷史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社會問題和理論研究等。 在第三期快速而穩定成長後，未來社會學在臺灣的發展可說是無 可限量的。在一九九０年中期之後開展的第四期的社會學究竟有什 麼樣的前景，其學術的性格和貢獻會如何，目前雖無法有確切的答 案，但情勢是樂觀的。如果我們從臺灣社會學的學術和社會性格來 進行一些初步的分析，或許可以讓我們對未來的發展有所掌握。 就臺灣社會學的根源而論，雖然早期的社會學者多來自大陸，但 中國三０年代至四０年代末的社會學主流及一般的研究對臺灣社會 學的發展並未有深刻的影響。充其量，大約是費孝通的少數幾個概 念，如差序格局等在戒嚴時期由於微妙的偷窺性的浪漫意緒發生了 一些表面的作用。換言之，臺灣社會學是一種新生的學術現象，多 少具有本土性。又由於絕大部分的社會學者都留美，而在國內社會 學訓練上也深受美國社會學的影響，臺灣社會學又具有美國社會學 的性格。近年來，有了一些留歐的社會學者，而國內社會學者前往 歐洲參與學術會議的頻率也大幅增加。於是除了本土性以外，臺灣 的社會學還有相當強的國際性。在國內社會學繼續發展的基礎上， 國際化將愈來愈強。在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際尋求活潑的開展將是社 會學未來的基調之一。 社會學在歐洲興起時，由於是因應資本主義諸般問題而生，於是 就有相當的實用性格，然而社會學之確立則更是由於發展出了基礎 研究的學術性格。就臺灣社會學的發展而言，即使未承繼三、四０ 年代中國大陸社會學的傳統，但確實有源自中國傳統的實用性格。 再加上，臺灣早期面臨了人口膨脹這樣實際的問題，社會學的實用 性格就形成了。然而太講求實用而忽略基礎研究的話，實用並無真 正的基礎，最後反倒會落空。在一九八０年以後，尤其是在八五年 以後，社會學社區漸具規模，從事基礎研究的人力日益充沛，而政 府與民間對社會研究的需求也增加了許多。因此，臺灣社會學的實 用性格和基礎研究性格間開始有比較理想的調和。 在研究的傳統上，不論在理論上或是在方法論上，臺灣的社會學 具有較濃重的實證性格。然而，也有不少教授和學生由於對社會理 論有濃厚的興趣，又受到歐洲現象學、批判社會學及詮釋學傳統的 影響，對實證研究提出了批判，後來除了繼續從事理論研究外，也 開展了一些實際研究的領域。在實證研究方面，由於從事的學者比 較多，在各個領域的研究也日漸成熟，在今後將有更多實質性的貢 獻。至於非實證方面的研究，在目前處於萌發的狀況，往後持續積 極的發展將對臺灣社會研究有顯著的影響。還有一部分學者從事深 刻的理論研究，若這些理論研究者再進一步從事臺灣社會研究，則 必然會促成整體社會研究更有意義的發展。不過，不可否認地，實 證研究、非實證研究和理論研究間也存在著一些矛盾。這些矛盾有 些是不可能解決的，有些則可轉化成不同研究間的對話。這些矛盾 與對話將成為臺灣社會學另外一個基調。 社會學的研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臺灣有著相當特殊而深具意 義的進展。社會學者的政治性格向來就比較有自由主義的傾向，也 有比較強的改革基進的傾向。在美國對各類社會科學家政治傾向的 實際調查研究，一再發現社會學者是所有社會科學家中最具改革基 進傾向的。在臺灣的一些社會學者在戒嚴時期就在報章雜誌上提出 民主的社會政治改革的訴求，對實際的政治民主化和社會改革有著 一定程度的影響。若細究社會學對臺灣社會的影響，我們可以發現 在研究和教學兩方面，社會學者都有一些實際的作為對社會改革做 了一些努力。在學術專業研究的基礎上，社會學者透過報紙的專欄 、政府委託的專案研究計劃、各種座談會和演講、乃至社團活動， 提出種種批判與建言。這其間，有些是專業性的，也有不少並不完 全只根據專業研究，而是基於知識分子的責任提出的分析評論。不 過，即使並完全根據專業研究而來，但許多評論則仍然是在社會研 究專業分析能力的基礎上建構而成。就個人的經驗而言，十多年來 在專欄寫作上數量不少，自信還言之有物，主要是拜社會學訓練之 賜。而且專欄的寫作對本身的研究也有促進的作用。在教學上，社 會學做為一個主要Liberal Sciences的基礎領域，社會學教學的普 及也達成透過學生對社會產生了啟蒙的作用。社會學系學生在校內 外參與都相當積極，可說就是很明顯的證據。 中央研究院成立社會學研究所的成立，不論在象徵意義上，或是 在實質作用上，對臺灣社會學的發展都會有顯著的貢獻。不過，更 重要的是，社會學界整體的穩定成長，也將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 究所同步開展。社會學在這樣可預期的蓬勃發展過程中，其既有的 學術與社會乃至政治性格一方面會繼續下去，但在另一方面也會有 所改變。然而，不論是繼續既有的或是萌生新的，社會學的發展是 令人樂觀的。在本土化與國際化間、在實用與基礎研究間、在實證 、非實證與理論間，在未來的社會學發展即便是有衝突和矛盾，但 也會在相互衝激下有新的生機。社會學者對社會的參與，將有更堅 實的學術研究基礎，因而會做出更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