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心得》

  蔡元培先生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秘書組主任陶英惠

      堦評議會及其功能

      中研院除了自己設置各研究所從事研究外，還有一項國家學院更
    重要的任務，即「組織法」第二條所規定的：指導、聯絡、獎勵學
    術之研究。中研院要負起這項任務，必須先在本身求其體制的完成
    。學院構成分子，在歐西各國通稱為會員（Member），由學術界負
    有重望的人士擔任。中研院成立之初，在組織條例中也有設會員（
    即院士）的規定；只以當時國內情形複雜，要選舉院士頗有困難；
    而且國內的學術研究工作，基礎很差，還沒有成熟的學人，設置院
    士，也尚非其時。其所以不得不先從自身設立各研究所，做一些示
    範工作，理由在此。

      不過，在未選院士前，總得有一個適當代替的方式，使學術界人
    士可以參與中研院的工作。這就是在設置各研究所以後，首先積極
    籌設評議會的根本原因。

      評議會是全國最高的學術評議機關，其性質與歐美各國之全國研
    究會議（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相仿。其職務在集中國內的
    人才，聯絡各學術研究機關，以謀國內外研究事業之合作。

      在中研院創立時的組織條例內，即明定設立評議會，而且自第二
    次院務會議起，亦屢次討論到評議會之組織及人選問題，並推定組
    織條例的起草人等，終因關係複雜，牽涉太多，未能及時成立。直
    到二十三年五月丁文江接任總幹事後，才認為不可再緩，積極著手
    進行。他覺得中研院當時的研究工作，多與外界隔絕，應力求與各
    大學及各研究機構，取得聯繫合作。不然，組織法上「指導聯絡獎
    勵學術之研究」，就成為空洞的條文，不能發生效力。要想使這空
    洞的條文發生效力，就需要製成並實行具體的方案；而要製成並實
    行具體的方案就不能不需要一個足以代表全國學術界的評議會去主
    持和提倡。同時，他認為只有設立評議會，才可以穩定中研院，如
    院長的繼任人選，由評議會推舉，即可保持學術研究相當的獨立性
    。遂毅然發動設立評議會。他對評議會組織條例的起草，和第一屆
    評議員的產生方法，與各有關方面經過不斷的商討，才告完成。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中研院在南京舉行第一屆評議員選舉會，
    經過審慎而繁複的手續，選出聘任評議員三十人，加上十一位當然
    評議員，共四十一人，於同年九月七日正式成立評議會。

      評議會除了決定中央研究院研究學術之方針及促進國內外學術研
    究之合作與互助外，尚有一項重要的職權，即中央研究院院長辭職
    或出缺時，推舉院長候補人三人，呈請國民政府遴任。（評議會條
    例第五條）因為院長一職，實關繫著中研院全體的生命。凡此，足
    見評議會之決議，不僅關繫中研院院務之興廢，也攸關全國學術發
    展之隆替。使命可以說非常重大。故在第一屆聘任評議員的選舉會
    中，國立大學各校長都感到評議員人選的素質極為重要，夠得上做
    評議員的應該為學術界的中堅人物，而同時對於各種學科，又應有
    相當均勻的分配，還要顧到各學術機關的代表性。要想面面俱到，
    確屬不易。

      由三十位當選聘任評議員的背景來看，上述幾個標準可以說都兼
    顧到了，就他們所主持或服務的機關言，無疑的都是學術界的中堅
    人物，而又代表中研院十四種的研究科目，即：物理、化學、工程
    、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人類、考古、心理、社會科學
    、動物、植物。凡國內當時重要的研究機關，如：國立北平研究院
    、北平實業部地質調查所、經濟部中央農業實驗所、全國經濟委員
    會、中國科學社、靜生生物調查所，設有研究所的著名大學，如：
    北京、清華、協和、燕京、中央、中山、浙江、南開、武漢大學等
    ，以及與科學研究有直接關係的教育部、交通部，無不網羅在內，
    都有代表當選，真可以說是一個代表全國學術研究的評議機關。至
    是，中研院才算粗具國家學院的初基。其和各研究機關之間，透過
    評議會而得到更進一步的聯絡。如果評議會運用得好，充分發揮其
    功能，也就是找到了中國學術合作的樞紐。

      評議會的成立，是丁文江替中研院立下了百年大計，僅就決定院
    長人選一事而言，亦使中研院有了穩固而比較獨立的基礎。有了評
    議會，才有後來的院士會議；有了院士會議，中研院的體制才算正
    式完成。

      中研院院長候補人，其所以明文規定由評議會推舉，與蔡元培一
    貫的民主思想有關。緣他一向醉心於合議制，不願大權獨攬。例如
    他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即在校中設立評議會及各科教授會，為
    商決校政之最高機關；任大學院長時，設有大學委員會，議決全國
    學術上一切重要問題，也包括了推薦院長之權。凡此，均充分顯示
    出他開闊的胸襟、民主作風、以及尊重學術自由的精神。

      此外，尚有一項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要維持學術獨立的精神
    ，不受政治的干預。他在北大期間，深深了解官僚辦理教育的弊病
    ，也親身經歷了教育受政黨與政潮干擾的痛苦。民國十六年國民政
    府奠都南京後，他雖然以黨國元老的身份在政府中任職，並且受到
    尊重，可是也看到了在「以黨治國」的大環境下，「黨化教育」的
    措施，與他的理念是不相符合的。自十七年八月辭去大學院院長後
    ，避居上海，遠離南京，表示消極，從此便與政府有了明顯的距離
    ，而且漸行漸遠，甚至採取不合作或對立的態度，因此為當局所不
    能諒解，遂引起一場胡適所說「政府中人借研究院來報復蔡先生不
    合作」的事：中研院於十八年好不容易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爭取到五十萬元，作為在上海的理化工程研究所之建築費，不料在
    十九年年初即將開始興建時，政府忽強令即日停止，而且在上海之
    各研究所，限於四月前一律移至南京。詞氣相當嚴厲，毫無通融餘
    地。這對蔡元培以及正在發展中的中研院來說，是一非常大的打擊
    。二十一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楊銓（杏佛）等在上海發起成立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積極營救被非法逮捕之政治犯，更觸怒了當局
    。及至二十二年六月楊銓被暗殺，蔡元培失去了一位得力助手，態
    度也更為決絕。抗戰開始後，他一直滯留香港而不去重慶，雖說是
    健康的關係，而政治上的考量應該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二
    十四年評議會成立時，明訂由評議會推舉院長候補人三人，呈請國
    民政府遴任。二十九年三月五日，蔡元培病逝香港，評議會根據這
    項規定於三月二十一日集會行使第一次推舉院長候補人職權時，便
    傳出蔣委員長中正授意要選出顧孟餘的事，曾引起評議員的強烈反
    彈，不惜「忤旨」選出了翁文灝、朱家驊、胡適三人。由於顧孟餘
    未當選為候補人之一，為中研院帶來很大的困擾：最高當局因為對
    選舉的結果不滿，乃擱置該案遲遲不加圈選。當時的總幹事任鴻雋
    ，實際上並非代理院長，等於無人主持院務，各研究所散處各地，
    為躲避戰火在不斷播遷，經費至感困難。又因預算關係，不能長期
    沒有院長，嗣經熱心院務人士向政府建議，並向國防最高委員會請
    願，方於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特派朱家驊為代理院長。虛懸長達
    半年之久的院長問題，才告塵埃落定。而朱家驊自九月二十日就職
    ，到四十六年十月辭職，主持院務達十八年之久，則始終為代理院
    長，並未真除。最高當局對此事之耿耿於懷，不難想見；也使得朱
    家驊在任代理院長期間，做得格外辛苦。各評議員為維護學術獨立
    之尊嚴，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評議會自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正式成立，到本年九月即屆滿六
    十周年，在這段期間，評議會的確做了不少事；可是其本身的組織
    ，至今尚不健全，業務多由總辦事處各行政單位兼理。又聘任評議
    員係由院士選舉，而院士候選人則須經評議會通過。這種評議會與
    院士會互相制衡的關係，不易為人了解，難免產生雞生蛋、蛋生雞
    的疑惑，值得深思。

      五、結語

      自北伐後到抗戰前的十年間，是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上僅有的建
    設時機。在這段期間，蔡元培除致力於教育行政制度之革新外，便
    是主持中研院的院務。

      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時局急轉直下，中研院各所分途撤遷後方
    。蔡元培於二十六年底自上海赴香港，不久遷居九龍，深居簡出，
    過著近似退隱的生活；然對中研院院務，仍極關切，每有重要事務
    ，皆遙為指示。而各所在流離遷徙中，仍能於短時期內恢復研究工
    作，要皆蔡元培主持領導及精神感召之力。

      蔡元培自二十五年冬大病一次後，身體即日漸衰弱。在旅居香港
    期間，由於年事日高，復憂傷國事，精神益感不支。二十九年三月
    三日，不慎失足跌倒，病勢加劇，延至五日上午，這位「終身盡忠
    於國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遂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四歲。

      蔡元培一生獻身於教育學術事業，晚年更辭去一切兼職，專心致
    力於中研院之設立與發展，使我國有一最高學術研究機構，貢獻於
    學術者至大。

      蔡元培創設大學院的動機，就是要將北洋時期官僚化的教育部改
    為學術化的大學院。他在大學院內設立了中研院，就是想藉著主管
    全國教育學術行政的地位，來使我們國家在學術方面迎頭趕上歐美
    。不料因困難重重，大學院迅即取消，他學術化的理想無法在大學
    院實現，乃將注意力投注在中研院，欲藉中研院以達成。

      由於中研院是國家學院的性質，所以在院中設立評議會，作為全
    國學術的評議機構，並促進國內外學術研究之合作與互助。自民元
    以來，凡是教育、學術、文化界的重要事務，如勤工儉學、華法教
    育會、教育獨立運動、以庚款作教育費用等，蔡元培都是重要的參
    與者。二十四年七月，他發表啟事辭去兼職，所列出來的兼職達二
    十三項之多，其頭銜有：學校之校長、校董、董事長、及學術教育
    機關或團體之評議員、董事、董事長、理事、理事長、會員、會長
    、社員、館長、監事等，當時國內的重要文教機關，幾乎都由他來
    領銜，儘管他無法去一一過問各機構的事務，但至少可以說明一件
    事實，那就是承認他在教育和學術界的崇高地位。正因為大家都承
    認他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中研院又為全國最高的學術機關，所以在
    他主持下，中研院能順利地促成與全國學術界之合作與互助。

      在中研院成立前，我國的學術團體是散漫的，各自立為政的；但
    很多外國學術團體所遣送來華的各種科學工作遠征隊，都有堅強的
    組織，並挾其豐富的物質配備和純熟的科學技巧，把我們的自然科
    學資料，甚至歷史的、考古的、美術的資料，一部份一部份搜集去
    乃至偷了去。對這種文化侵略，當時學術界普遍存在著「不滿」和
    「不服氣」的情緒。要反對這種文化侵略，只有自己去搜集、去研
    究。直到中研院成立後，才站在國家學院的地位，把學術界這種情
    緒導入了正軌，才使學術界有了一個有系統而又能代表全國學術團
    體的組織。有此組織，然後工作得有中心，促成各機關間的合作，
    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遇有國際學術會議，亦得藉此現成的綜綰組
    織，便於彼此接洽，並由此組織以轉與本國各學術機關或專門學者
    商洽推進。所以中研院的成立，對於中國科學事業的歷史，具有重
    大的意義。

      蔡元培是一位善開風氣的文化界領袖，他的一生，總是懷著熱烈
    的情感和真實的見解，指導著青年向前走。民國以來的知識分子，
    大多數直接或間接受著他的影響。在他一百二十七歲誕辰的今天，
    緬懷其對中研院的重大貢獻，仍然令人不勝崇敬！

      編者按：本文為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十一日在蔡元培先生127歲誕辰
    紀念會中之講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