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 期待老友──專訪張副院長 週報特約採訪詹素娟 一九九四年五、六月間，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在期待老友的心情下 ，樂見本院李遠哲院長致力邀請蜚聲國際的張光直院士，返國擔任 副院長﹔同時的各報章媒體，亦是連篇累牘的報導相關動態，直到 情勢底定，而張先生終於八月一日到任就職，洵為年度學術文化界 的盛事。 半年來，對這位望重士林的學者，院內同仁已多有接觸﹔偶爾， 也會在院內看到張先生與人同行的身影，或遇見他獨自到郵局辦事 而寒喧幾句。然而，認得張先生的人雖然都知道他是中研院的老朋 友，自從民國三十九年，便與本院開始密切的接觸。但因為他平時 在國外教書，除了例行的履歷簡介外，張先生個人的研究歷程、學 術貢獻及生活面貌，未必便為人所知。尤其是學術人的張先生，究 竟持著何種理想返國？他對台灣的關懷，是否也落實在他的學術研 究上？而半年時光，張先生做了那些事？此後，又預期進行那些事 務？或許，藉著一次專訪的製作，可以「橫看成嶺側成峰」，讓我 們對張先生產生一點親熟的瞭解。 容顏清瞿的張先生，眉目清朗，說話時兩眼特別有力。考古學的 背景，使他處事明確，條理分明，絕不拖泥帶水﹔並且保持田野工 作者的習性，常常隨身帶著錄音機、照相機，這是也常摩挲史料的 張先生，異於書齋學者的地方。 張先生一九三一年出生於中國大陸的北京。父親張我軍先生是台 灣台北板橋地方人士，係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催生者。張先生在北京 成長到十五歲，於一九四六年隨家人返台，回到板橋居住，每天坐 火車到建國中學就讀。後考入台灣大學的考古人類學系，成為李濟 先生等人的得意高足。 張先生之會報考考古人類學系，是緣於幼時閱讀經驗的主動選擇 。由於父親把日本西村真次教授著作的《人類學泛論》翻譯成中文 ，張先生「從小便守著這本書」，沉迷於書中的人類進化史、石器 時代。一九四八年，十七歲的少年張先生，又在台北坊間買了一本 對他影響深遠的書──裴文中的《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而從此 走上探索人類文明之謎的不歸路──考古學。一九五五年，軍訓之 後再遠渡異地，到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讀書，並在取得博士學位 後，先在耶魯大學待了十六年，再回哈佛大學，從事人類學和考古 學的教學、研究工作。 長期以來，張先生以考古學為專業，曾在台灣、北美、法國和中 國大陸實地從事田野發掘工作；發表數以百計的論文，出版多種專 書，其中的《古代中國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尤其廣為流傳，是影響人文歷史學界一部極重要的著作。 固然張先生在學科分類上，是名符其實的考古學家﹔然而，因為 張先生關心的是全人類文明的發展架構，故其學術理論、研究主張 ，往往超越學域的限制，不但特具歷史眼光，而且重視、強調多學 科的整體研究。 張先生自承，他幾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可以大別為兩個部份：一 是中國青銅時代的文明起源問題。一般談文明起源，重點多放在文 明是哪裡來的？是一元還是多元？但張先生則致力於動力問題，如 人類的階級社會是怎樣產生的？王權是怎麼產生的？……等等。二 是中國東南海岸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包括台灣和澎湖在內。 專研中國上古史的歷史學者杜正勝院士，即曾經撰文評論：與大 多數的考古學者相比，張先生在文獻閱讀的深度上、思考視野的廣 度上、提煉觀點或概念而成一家之言上，已不能以考古學的範疇測 度，而更願將張先生歸類為古史學者。無論是早期的「中原核心論 」、「龍山文化形成期」，還是後期修正過的多元文化「相互作用 圈」，都是張先生加意描繪的中國古代社會文明史。 此外，張先生在台灣，曾經三次主持過大型的多學科合作研究計 劃。一是一九六四年，張先生代表美國耶魯大學，和中研院史語所 、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合作，在台灣選取了北部大坌坑、南部鳳鼻頭 、中部營埔和東部東河的四個遺址，從事細密而大型的發掘。這在 六○年代的台灣，可以說是第一次。當時，張先生做鳳鼻頭、大坌 坑南北兩個遺址，台大的宋文薰先生負責營埔和東河。此次發掘， 發現了精細的層位學材料，而得以建構幾乎是整個台灣的史前時代 文化層序架構。這是自日治時代末期，鹿野忠雄用推論的方式，提 出台灣的七個史前時代文化層序以來，有考古地層證據且開始有碳 十四年代的史前文化層序架構。考古學家一致肯定，這是張先生在 六○年代對台灣考古學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由於當時的國際語言 學界，正好在擬測南島語族在台灣開始的年代，大坌坑文化層位的 確定，及其與中國東南海岸地區遺址文化的相似，恰能提出一個有 關南島語族祖源和文化連續的假說，而連帶把台灣考古研究推上了 國際舞台。 繼六○年代此一大的文化史架構成形後，七○年代初的一九七一 年，張先生帶著他的聚落型態研究、區域研究概念回來台灣，選擇 濁水、大肚兩溪流域，結合史語所、民族所及台灣大學、台灣師範 大學的七個人文與自然科學門的學者，進行區域研究的實驗。無論 該研究實際上的結果成功與否，但此一研究已成為區域研究的典範 ﹔到目前為止，至少在人文方面，台灣仍然沒有任何一種區域研究 可以替代它的意義。考古學者劉益昌並且認為，濁大計劃將生態學 和聚落型態等觀念，帶進台灣考古研究的領域，從而使台灣考古在 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跨進另一個新的里程。 濁大之後，張先生的研究興趣轉向文明起源、商周及巫的研究； 他在這方面研究的成果，已經將中國文明產生史，包括國家、城市 和階級社會起源等問題的結論，送上世界史的舞台了。但他並未忘 情台灣考古、台灣研究。八○年代，張先生再度藉史語所、民族所 、近史所、社科所合作的「台灣史田野研究計劃」（一九八六年） ，以總計劃帶分支計劃的方式，推動科際整合的理念。事實上，台 灣史作為一個研究範疇，無論在搜集資料、調查方法或研究題目上 ，頗適於成為學際互動、對話的媒介；該計劃之能逐步蛻變成「台 灣史田野研究室」，進而於九○年代成長為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張先生的促成，是相當主要的動力。 從純考古學的田野發掘，到大區域的科際合作研究，再到全島歷 史文化各層面的探究；張先生個人也從一個實地的調查研究者，退 而變成理論和方向的指導者，研究策略的提供者。再者，張先生的 學術關聯、影響範圍，更不僅是考古學、人類學界，也與歷史學、 語言學等產生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說，張先生在華人、甚至國際 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具有跨學科的學術聯繫角色，享有泛學域的聲 望地位，應是中的之言。 由前述，我們可以看出：張先生為什麼是李院長找來從事院內人 文社會科學整合重建工作的人選。從去年八月一日上任迄今，張先 生的主要工作項目就是學術整合。為了瞭解院內八個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所（處），在組織上、研究成效上，及學科溝通、對話的現況 ，張先生透過各種渠道取得資料，或是以正式信函，要求各所書面 提出意見；或是召集會議，充份討論。同時，還頻頻到各所座談， 與同仁直接交換意見，有些大的所，甚至去了四次。此外，他鼓勵 同仁寫信給他，或直接去找他商談；而在走路或是吃飯的時候碰到 同仁，也不忘「在公言公」，詢問有關的看法。張先生這種博採眾 議的做法，就等於收集了一個相當數百人的委員會的分歧意見；然 後他自己將這些意見綜合起來，給了慎重的判斷，並指出解決現況 問題的各種途逕，提給李院長去裁奪。 張先生很確定的說：研究院的現況，是歷史呈現的結果，是具體 事實的存在，同仁們已經身在其中。要整合，就不能照抽象的藍圖 來做，而要把現實考慮進去。整合的過程，如果破壞了行政系統、 生活習慣，改變工作環境，而在學術上卻沒有值得這種犧牲的重要 收穫的話，就會發生很大的困擾。「所以，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會把人──個人，當成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個更待張先生解決的問題則是，怎樣提昇研究人員的水準與 品質，使中研院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學術機構；使台灣的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躋身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的主流。關乎此，張先生曾多次撰 文呼籲，也有具體主張。以張先生對台灣研究的熟悉，自然肯定本 土化是學術紮根的前提與生命；然而，台灣作為一個擁有獨特文化 的島嶼，既是南島語族擴散的關鍵位置，更是連繫大陸文明與海洋 文化的交融點。因此，他認為應有開放性的架構，發揮四通八達的 海洋品質，將台灣的觸角伸向東北亞、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太平 洋，最後與全世界的學者，藉「訊息公路」結成一個密切往來、互 動的網路。半年來，張先生的觀點與國內學者多有對話，也有不少 激盪風波，可見這還是一條猶待努力的漫漫長路。 許多人問過張先生：回到台灣來，住的習慣嗎？張先生不解，總 是回答說：台灣是他的家，當然住的慣。然而，長於北京，求學台 灣，壯年的四十寒暑，則盡在美國；遍歷三地，有時候又不免會有 四海為家之感。但在花甲之年，摒擋諸務，為學術理想返國效命， 風塵僕僕於道上，誠可謂：壯哉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