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荷包》一書2014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專刊,2016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簡體版,引起許多討論、迴響。能夠寫完這本書感謝科技部長期支助計畫,讓我花了二十幾年時間慢慢地整理皇帝的帳簿。當我們閱讀皇帝們的聖訓時,看到的都是皇帝如何勤儉、愛民的話語。最有名的故事如康熙、乾隆屢次蠲免田賦,塑造歷史上的聖君形象。然而,著名歷史學家如何炳棣等人研究發現十八世紀中國人口增長、土地大量開發、商業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但是按照人口數徵收的鹽稅,以及象徵商業發展的關稅,為何沒有大幅提高?

要回答這問題,就得看清朝官僚體制。雍正皇帝通常派遣巡撫兼鹽政御史、稅關監督,乾隆皇帝則任命內務府的包衣(奴僕),來擔任這兩種職務。中國從漢代以來確立了國家財政與皇室的內廷財政的區別,田賦歸國庫,山林澤陂歸皇室財政。清代專管皇室財政的是內務府的包衣,其數量遠多於管國庫的戶部官員,所以充分掌控經濟資源。其次,乾隆皇帝將關稅定額化,也就是給戶部的銀兩是定額的,超過盈餘的則給內務府。皇帝利用崇文門稅關的盈餘娶媳婦、捐助育嬰堂、普濟院等,大家可能到看皇帝做慈善事業,沒看到其他私人用途。為了掩人耳目,乾隆皇帝任用包衣海望當戶部尚書,當稅關監督解交盈餘銀兩時,皇帝硃批「交海望」,乍看之下以為銀兩歸入戶部銀庫,但海望兼任總管內務府大臣,他跟皇帝奏報該銀入內務府廣儲司銀庫,利用銀庫帳簿才能看出其中的奧妙。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銀庫:廣儲司銀庫、圓明園銀庫、養心殿造辦處銀庫,獲得四十餘萬兩黃金;八千萬兩以上的白銀;數百萬斤的銅、鐵、錫、鉛,以及無數的綢緞、珊瑚、珠寶等。八千萬兩白銀大約是乾隆時期國家兩年的賦稅收入,皇帝個人的收入即佔全國稅收的3%,是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皇室難以匹敵的。試想中國一億五千萬人口,皇帝每年的私人收入,足以養活十萬戶的五口之家,可見當時財富分配差距之大。

皇室財政的來源主要有四項:內務府的官房地產、關稅盈餘、當鋪與生息銀兩及鹽務。清朝入關後實施圈地政策,直隸31州縣,以及關外熱河、盛京等地的土地,形成官莊。內務府官莊的來源還有百姓投充的土地、查抄犯罪官吏的田產及開墾關外土地之牧場為耕地。官莊面積從康熙到光緒年間的57萬多畝增長到373萬多畝,說皇帝是中國最大的地主一點也不過分。其次,北京城市中許多房地產稱為「官房」亦屬內務府所有,乾隆時有上萬棟官房和店鋪出租,光吃瓦片(北京稱房東為吃瓦片)就每年得到二、三萬兩銀。內務府的官莊通過土地和房屋的租賃收取租金,乾隆年間的地租收入在10萬至15萬兩之間,不過皇室的地租偏低,偏低的原因是因官莊存在諸如圈地實際圈占的數目多於官報數目、土地清丈不確實、投充莊頭隱匿贍養地、自然災害、銀錢比價等問題,導致官莊收入低下。

清代的稅關收入本屬國家財政,從交給戶部的稅收數目來看,清代關稅並不重,甚至可以說是輕徭薄賦,但關稅正課以外的盈餘全部解交內務府。乾隆皇帝還讓稅關監督販售人參、玉石、毛皮等,增加皇室收入。然而,皇帝最大收入來自鹽商,清代鹽屬於國家專賣,由持有販賣執照的鹽商專賣。十八世紀人口大增,鹽的需求量增加。鹽商拓展事業的資本來自皇帝的銀庫,鹽商借帑數百萬的資金,每年利息12%,按照中國陰曆閏年多一個月利息,大約十年時間利息就等於本金。《大清律例》規定利息可以月息三分,年利達36%,但那只是民間青黃不接短期的借貸。鹽商的借貸是幾十年,累積的利息相當可觀,況且鹽商還不時捐獻皇帝金銀珠寶,貢獻鹽政衙門的各種行政費用,以及負擔公共建設經費等。乾隆皇帝原本開設26家當鋪,獲利只有8%,還不如借錢給商人利潤高,遂關閉當鋪改為發商生息。

總之,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獲得鉅額銀兩,被民間的版畫繪製成「錢龍」(見圖一),甚至民間的文書就以「錢龍」紀元,可見乾隆皇帝多金的形象,深植民心。

 

(圖一)錢龍

 

清朝很重視檔案管理,現今留下二百多萬件的內務府檔案,從目前出版的《清宮內務府奏銷檔》、《清宮內務府奏案》、《清代宮苑則例彙編》等,讓我們知道康熙皇帝在位時使用7,734.85兩黃金做的餐具,乾隆用三等赤金共6,948.23兩,以及餐具上鑲嵌各種珍貴珠寶。皇帝衣食更展現當時全球化的貿易:乾隆穿著俄羅斯、蒙古烏梁海、東北產的貂皮,雨天穿歐洲來的羽緞,頭上戴著松花江等地產的東珠,朝珠上的珊瑚來自地中海地區。乾隆最愛的燕窩來自東南亞,鱘鰉魚、人參來自東北。清朝入關後,皇室壟斷東北人參開採權,人參變賣所得盡歸皇室所有,因專賣使其價格不斷上漲,康熙時一斤人參不過五、六十兩,到乾隆晚期每斤售價接近一千兩。官定人參價格不便宜,市面上參價更居高不下,成為官場賄賂上司的高貴禮品。

有趣的是,清朝周邊藩部屬國朝鮮、琉球、安南等國家,以及歐洲國家的每年進貢名目繁多的貢品,這些奢侈品、日用物資遠遠超過宮廷所需,皇帝便將多餘的貢品交給崇文門稅關發賣。於是有錢人家冬天用高麗紙糊窗,夏天用琉球的扇子,吃新疆進貢的葡萄乾,穿著歐洲來的羽緞、嗶嘰衣裳成為時尚。家裡擺飾歐洲來的自鳴鐘、日本的蒔繪漆器、西藏的銅佛像等。清朝宮廷引領時尚,帶動百姓爭相購買奢侈品,和皇帝崇尚節儉的政策背道而行,卻也說明十八世紀全球化對中國消費的衝擊。

為了要彰顯清朝統治的貢獻,我特別關注乾隆皇帝花費兩千多萬的內帑來興建藏傳佛寺,這些寺廟分布在盛京、熱河、北京、多倫諾爾、歸化、五台山、甘肅、青海等地,形成一道「宗教長城」。此外,皇帝還通過戶部、內務府、各省藩庫提供喇嘛口糧,並給蒙古貴族朝拜寺廟提供路費、免稅貿易的權利。乾隆皇帝的佛裝像(圖二),送到藏傳佛寺中供人膜拜,成為宗教的領袖,他將蒙古人對宗教的熱忱從西藏轉移到北京和熱河等地,達到政教合一的目的。過去,明朝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銀,乾隆通過修建佛寺,維持了清朝和蒙古一百餘年的和平關係。以建造藏傳佛寺,打造西藏以外的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

 

(圖二)乾隆皇帝的佛裝像

 

這本書的結論提到,清代的蒙古人已經不是驍勇善戰的游牧民族,而是虔誠平和的民族,當時我以為是完美的結語。近十年來,我閱讀許多喀爾喀蒙古的檔案發現,清朝把許多台站交通、屯田耕種、邊防哨站(卡倫)的工作都轉嫁到蒙古人身上,朝廷花費相當少的經費,卻能有效的治理,得力於商人的協助。因蒙古人日常所需,以及軍事、農耕物資都由商人提供,秋冬之際商人將蒙古的牲畜趕到內地,獲取極大利潤。這些故事又寫成另一本書了,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