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任《文化研究》學刊主編（2017-2023）。著有《落地轉譯：台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聯經，2021），曾獲本院人文社會學術性專書獎（2022）和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23）。
如同人的生命一般，每門學科都有起始，發展和變化，乃至衰落。學科史就是這樣一門學問，觀察與理解一門學科在時序遞嬗中的發展與變化，思考其起落與轉折，並評價其成就與誤失。因此學科史的首要工作就在於辨識學科的源起，以明白其最初的使命與任務何在，再而掌握造就學科發展的相關史料、機構與人物，以爬梳其歷史軌跡與內在矛盾，最終對其學術的、歷史的、社會的成果予以合適的評量，說明一個學科為何發展，又如何變化；其出現與變化應對了什麼樣的歷史條件，對現實的問題又提出什麼思考和解答。在學科史的視野下，學科是社會的一環，是知識與社會互動的歷史性表述。
以筆者較為熟悉的外文研究而言，作為現代國家體制所接受與支持的一門學科，其興起是在十九世紀「西學東漸」，是在晚清為了回應西方衝擊，建立現代學術，培養西學人才的脈絡中才出現的。當然，這不表示在晚清之前，我們對外國的文字和文學不感興趣（事實上，明清兩代即設有「四夷館」和「四譯館」，培養通外人才，接待東西南北四方少數民族及外國使臣），而是說在此之前，所謂「外國」未必等同於「西方」，而且當時對外國文字與文學的興趣也沒有被當成一門現代學科來看待。這就意味著外文研究的興起其實是對殖民壓迫與現代追求的回應，而這兩點自清末以來都指向了西方，尤其是八國聯軍所代表的歐美文明。這就使得外文研究從一開始就與民族復興的期待相融，並與本國文學的發展緊密接合；外文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更新、改造與發展本國文學，使之得以進入世界文學之林，與他國比肩。無怪乎外文研究的發展向來帶著比較的意識，總在中外的邊界上遊走和思索。事實上，至 1980 年代末比較文學研究也一直是臺灣外文研究的主導範式。外文研究不只是研究本國之外的文學，更是圍繞著本國文學發展的邊界，是讓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得以接壤、交流與相互影響的橋渡與舟楫。
這個歷史緣起固然也可以在其他學科（如歷史、哲學、人類學）中看到，但在外文研究中它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自我意識（研究西方，卻又抱持在地關懷）與內在焦慮（西方的範圍何在，該用什麼方法研究？），也因此造就了外文研究的在地屬性。尤其，當學科發展經歷了從日本殖民地到中華民國再而臺灣的歷史性轉移後，在地屬性（或曰主體位置）的問題也就益形尖銳。1990 年代以降，外文研究中後殖民思潮、族裔文學與文化研究的風起雲湧也必須放在這些歷史轉移的軌跡中理解。（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外文研究與臺灣文學重新遭逢與接軌）。簡單說，不論最初來自何方，任何學科的發展總有在地的脈絡，因為知識行旅總要落了地才能真正發揮作用。但機構的設置僅僅是知識行旅落地的表面呈相，更重要的還在於外來知識的翻譯、流通與更新，即因地制宜的「轉譯」與「再造」，讓外來知識得以被在地脈絡激活，發揮影響，即令在地版本與原版已然不同，即令轉譯的結果未必符合最初的預期。因此，學科史研究即是知識社會學的一環，而「落地」和「轉譯」則是思考與研究學科流變的方法。
然而，學科史更為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構成了學科？一般而言，學科包含了三個面向：教育中的「陶冶」、含有獎懲作用的「訓育」，以及學習的「科目」。雖然最普遍的學科取義為學習的科目，但陶冶與訓育更是學科的重要環節。因此學科史敘述的立基之處就是教什麼和怎麼教的問題，因為這兩個問題構築了學科的自我意識和邊界：在「學」的過程中，達致「區分」的能力、「程度」的考核以及「類別」的分析與意識，即「科」的原意。換言之，科目只是目標，陶冶與訓育才是核心能力的養成。於是，圍繞著教學和研究的需要產生了許多延伸性的活動與機構，如學會、刊物、計畫、中心，乃至政策，環環相扣，儘管未必都能嚴絲合縫。因此，所謂學科並不只是單一科目或系所，而是一個龐大纏繞、不斷延展，亦時有中斷與改轍的知識生產機制，這裡頭有個人的努力與創造，也有體制性的規訓、節制和引導。學科的發展不能沒有成一家之言、一派之尊的大師，但大師背後仍有賴許多的體制性力量，推動著學科的成長和變化。
以臺灣的外文研究為例，外文系或英文系是主要的教研單位，但同時還有德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韓文、日文，乃至古典學，以及語言學和語言教學等內部差異，在此存而不論。體制上，在系所之外，還有比較文學，英美文學和文化研究三大學會，以及《中外文學》、《淡江評論》、《英美文學評論》、《文化研究》等刊物，其上還有國科會的學門結構。當然，學刊與學會有各自的生存處境，與系所的發展未必相關，志趣也不見得完全疊合，同樣的，國科會的資源分配也有自身的邏輯；但三者其實處於共生的關係，在不同的位置上共同打造了外文研究的樣貌。從這個角度上說，獲得國科會補助的研究計畫、在刊物上發表的文章或是學會所推動的研究方向等，都算是外文學門內的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這僅是一時的趨向或動態，而不能化約為外文研究的全貌。學科史的企圖就在於理解造成趨向和動態的結構因素，思考其反映的問題，以及遺落其外的存在和意義。外文研究獨特之處，就在於外文「之外」的多樣性與歧異性：它是相對於本國的「外國」，立足點是西方想像中的「外部」（非西方），在後殖民的典範轉移下，它也關注游移在西方與本國之間的「外人」和「外文」。由此觀之，雖然外文研究的傳統來自西方，但在知識的跨國行旅中，每一個地方的外文研究都揹負了自身的歷史獨特性，值得追踪與思索。
透過歷史性的考察，學科史最終追問的仍是一個關於當下的問題，亦即學科的源遠流長或突然崛起，究竟對當下意味著什麼？如果說電子學的出現代表二十世紀初物理學的應用轉向，而積體電路的誕生催生了這門學科今日的蓬勃發展，在當今臺灣成為顯學，那麼我們或許也該探問，發展了百年的外文研究如今面臨了什麼處境，學科史又當如何回應？尤其在招生日漸困難的普遍危機中，在「雙語國家」的政策挑戰下，外文研究的意義何在，該如何延續？
面對如上的焦慮，我們首先應該認識到的是，「語」「文」習得的雙重過程其實包含了文學觀與價值觀的潛移默化。文化的革命往往源起於文字的革命，而外語的習得是關鍵的機轉。胡適等人推動的白話文運動便是如此：「文言一致」不只是中文的現代化（和西方化），也是現代主體的重新發明，以及現代性想像的確立。誠然，「雙語國家」政策的規劃與外文研究的學術發展不該混為一談，但它反映的是一種實用的價值取向，表面上看似重視外文，實則將外文中的諸多外語化約為英語一項，並且不去考慮（或是說有意地利用）語言的變化對既有價值取向與主體意識形成的衝擊。現代化的過程或許不可逆轉，但是五四以降的外文學者以其身教言教展現的其實是中文主體性的再確立：學習外國語言和文學並不是為了成為外國人，而是重新在自己的語言與文化找到適應現代世界的基礎，這包括了用中文理解與思考世界，並在其中鍛鍊思維、積累研究。如外文學者楊牧四十年前所說，外文系不是「就業英語的補習班」，也不是「訓練高級導遊，供你『用者稱便』的地方」，而是為了培養能夠溝通中外思想的優異學者和譯者，承擔在「學術文化上評介和傳承的任務」。這應當是外文學者與外文教育的根本定位。
或許今天外語學習與對外溝通比以往要容易許多，外文研究作為一門專業的社會性需求不再強烈，但是溝通中外思想以及評介和傳承學術文化的工作反而更形重要，也更值得重視，因為在大數據時代裡，我們的挑戰不是知識的不足，而是知識的泛濫；我們需要的也不是放棄學習，任由人工智慧佈置和指導，而是加強區別、考察與明析的能力。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有意識地去評介與傳承，有基礎和底氣去溝通。追索學科史的深意亦繫於茲。